贺梅案打了6年，有关卷宗滚雪球似的堆积如山，其实抛开那些纷繁芜杂的细节，案件并不复杂。为什么这个案子打了这么久？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庭的偏见加上贺方没有创造性的运用法律。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它的运转是通过规则和规则的运用来进行的。当一个人掌握了的规则并且能够灵活的运用，他就可以走遍美国都不怕。就像灵活运用牛顿定律、热力学第一二定律就能让飞机上天一样。
作者不是律师，但是贺梅案几年打下来，经历的法律上的大小战斗可以说是大部分律师从未经历过、也不可能经历的。以下作者就贺梅案的法律问题做一个粗略的介绍，希望对各位在美国的人士有所启发。
贺梅案的基本事实是：贺家与贝克家在1999年通过签订了一个未定时限的法律文件，将贺梅的监护权交与贝克；后来，贺家要小孩回来，贝克拒绝，双方发生了一次严重争执后，贺家没有再去探望贺梅，而是去少儿法庭要求修改1999年的法律文件，恢复监护权。贝克则指控贺家蓄意四个月没有探望，蓄意一两年没给任何抚养费，构成故意遗弃小孩，应该剥夺父母权。
根据田纳西法律，父母如果蓄意连续四个月没有探望小孩，或者蓄意四个月没有支付抚养费，则构成故意遗弃；在符合小孩最佳利益情况下，故意遗弃小孩则可以剥夺父母权。（请注意或者二字）
毫无疑问，贺家既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没有探望，只要能证明二者之一是蓄意的，则故意遗弃小孩就成立了。至于接下来最佳利益的考量，因为小孩已经与亲生父母陌生，加上法庭本来就偏见，很难作为防守的依据。
中级法庭经过10天的庭审之后，CHILDERS法官做出如下判决：贺家没有探望和没有支付抚养费都是蓄意的，故意遗弃成立；贺氏夫妇存在种种问题，中国环境差，等等，剥夺贺氏父母权符合小孩最佳利益。因此，贺氏父母权被剥夺。父母权都没有了，监护权申请当然就失去资格。法庭判决出来后，作者撰写了一份15点声明，剖析该判决。这个文件很多观点后来被多人采用。
接下来，贺家上诉。当时，根据我的15点，我认为推翻蓄意不去探望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没有很注意，只是给贺方律师提供了一定的建议。因此，重点是抚养费的问题。法庭认为，贺家知道小孩需要抚养费，但却没给，蓄意性是明显的。比如贺方曾经试图给贝克300美元，但那是签订1999年监护权文件之前的事，按规定贝克当时不能收钱。对抚养费这一点，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贺方律师已经递交了上诉文件，里面没有任何论点可以推翻法庭的这一结论（事实上后来上诉法庭完全否定了贺方律师的所有论点）。
如何破解抚养权的难题呢？
贝克方认为，从1999年签订监护权文件起，贺方就已经放弃对小孩的全部责任，而贝克获得了全部责任，要带到18岁。对此贺方当然是全力反对。
经过考虑，我提出以下论点1）贝克具有证明贺家蓄意不交抚养费的负担（burden）；2)贝克从1999年签订文件后认为自己具有了100％的责任，也就是说贝克认为贺家的责任为0；3）因此贝克无法证明贺家蓄意没有履行其抚养的责任；4）贺家给300元贝克拒绝，贝克在此之后没有改变拒绝抚养费的态度。
当然具体的论证比以上的要详细，但基本思想就是如此。这个论点交给贺方律师后遭到强烈反对，认为不能承认对方获得了100％的责任。我当即指出，我们并没有承认贝克的说法。之后，通过十几封电子邮件的来回，终于说服了贺方律师，并且在后来口头辩论中提出。从上诉法庭的判决看，法庭在噼里啪啦否定贺方所有辩解后，在最后一句采用了作者提出的论点，推翻了蓄意不交抚养费的结论，从而给贺氏恢复父母权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关于蓄意没有探望的问题，贺方的上诉文件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根本没有说出个道道，在其他几十点次要问题上倒是大费笔墨。这样企图避开关键问题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上诉法庭当然维持原判－法庭的任务是裁判谁说的有理，法庭是不会主动替当事人发明论点的。就贺家最后一次从贝克家出来后去少儿法庭要求监护权一事，贝克认为那完全是为了利用小孩呆在美国。有可靠证人证明，贺氏在1999年曾说希望保留对小孩的父母权以达到留在美国的目的。因此上诉法庭认为，这一证据加上其他的证据，如INS在贺家去法庭要小孩之前可能找过贺家等，已经构成清楚可信的证据证明贺家要小孩是假、想呆在美国是真。由于这一要小孩是为移民的结论是根据贺氏以前的心态，要推翻可以说是极其困难。（有人说，并没有法律说有美国公民小孩就能呆在美国，但是这样的说法毫无用处，因为法庭是说贺氏错误地以为有小孩就行）。对这一点，作者是如何推翻的，在此无法数语说清，有兴趣的可以到www.forAMH.com查阅相关文件。
即使在推翻贺家去少儿法庭动机完全不良，确立要回小孩是真之后，问题也还远未解决。要证明没有去探望不是蓄意的有几种辩解，包括曾试图探望、有借口没探望、不知道需要探望等。上诉法庭的少数意见法官认为，贺家去少儿法庭要监护权是他们没有去探望的借口。这一点被贺方律师和众多砖家教授奉为圣旨，在他们给田纳西最高法庭的上诉书和法庭之友文件里，完全照抄照搬。
但去少儿法庭要监护权显然不能作为不去探望的借口。去法庭要求对小孩尽责，怎么能反而成了没有尽责的借口呢？如果这样说，就把贺氏最强有力的辩护完全废掉了。在我的法庭之友文件中，我详细的论证了这一点。结论是，去少儿法庭要监护权是试图探望小孩的举动。为支持这个结论，除理论证明外，我找到了少儿法庭一个官员的一句证词。当问到贺氏抱怨不能看到小孩时该官员如何向贺氏建议的时候，该官员说“递交一个申请”（File a petition）。这一句话的关键性对一般水平的律师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从田纳西最高法庭的判决来看，法庭完全采用了作者的观点，那就是去少儿法庭要求监护权是在试图探望小孩。既然曾经做出尝试，那么没有看成当然就不是蓄意的了。需要说明的是，我把60页的BRIEF递交给田纳西最高法庭，法庭竟然当天就给扔将出来。贝克律师对此得意洋洋。但我早有准备，后来由中国大使馆给田纳西最高法庭每个法官人手一份，才算确认法庭读了我的BRIEF。
即使父母权问题解决了，贺家要拿回小孩还是难于登天。贺氏1999年签订了监护权文件明确地把监护权交给了贝克，文件中没有任何地方说明有时限或者其他限制。按照田纳西的案例法，父母交出了监护权之后，再要恢复必须证明这样做符合小孩的最佳利益。有一个田纳西最高法庭判的案子，一个父亲由于困难把小孩的监护权交给了亲戚（父母权仍有），后来父亲想恢复监护权，把房子买到小孩家旁边，跟小孩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小孩也愿意跟父亲。但是田纳西最高法庭裁决，父亲不能证明小孩跟他对小孩最好，小孩现在情况不错，根本没必要去冒险改变。按照这个标准，那贺氏即使要回了父母权，也根本没有可能要回监护权――贺氏根本无法证明贺梅回家比呆在贝克那好。如果小孩监护权问题被直接返回到下级法庭，贺家基本没有任何希望要回小孩。因为上诉法庭已有结论，在下级法庭根本无法推翻1999年的监护权文件。即使贺家再不断上诉，到时田纳西最高法庭可以不受理。父母权是基本权利，监护权不是。但是，对贺家来说如果只有父母权，失去监护权，贺梅还是在贝克家，然后灰溜溜地回国，简直是哑巴吃黄连。我跟贺绍强说，如果那样，你只能改名换姓了。国人多以为贺家在美国丢脸，连贺家的亲戚也不理解怎么连小孩都丢了。当初落杉矶时报一篇文章出来，好莱坞人士蠢蠢欲动，一本歌颂善良高中文化的白人基督徒拯救被中国教授（美国洗碗工）遗弃的小孩的好戏都已经在运筹之中了。
如何解决监护权问题，需要两个人的智慧和勇气。在“贺梅案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我讲了贺绍强如何在我的建议下直接上书田纳西最高法庭，以强有力的法理证明1999年的监护权文件已经无效，小孩应该无条件回家。
轮到做到上诉法庭一级的法官，水平相当高，而且也是非常聪明的人士。当初上诉法庭判决一出，众多支持者包括法律界人士望洋兴叹，陆续退出。上诉法庭主法官洋洋洒洒100多页判决，水平远远超过一篇博士论文，作者对该法官也不免颇有敬意。饶是如此，其不慎露出的破绽被死死拿住。此次上诉到最高法庭，总结前面几次的经验，我们改变策略，采取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态势。在没必要拼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的情况下，争取和平解决。我方也放出风声，倘若法庭不能合理地判决，我方将在联邦法庭施展凌厉的杀着。两手准备非常充分。对贺家来说，反正是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以失去的了。从结果看，法庭完全采用了我们的提出的动议。
贺梅就要回家了，祝她健康成长。也希望贝克忏悔、寻求宽恕吧。
对我和那些支持贺家的人们来说，一场多年战争终于结束了。这场仗打下来，两名法官遭受重创，一名想爬上司法部长宝座的人物落马，很多人想利用中国孩子、中国父母的痛苦拍戏发财的梦破灭了。。。
我们靠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胜利了，而且是完胜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