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一个主战派是怎样变成主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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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4U4luC2 于 2007-01-21, 10:08:24:


  汪精卫在欧洲接到山海关失陷消息后,於1933年1月11日前往日内瓦国联,次日发表《对暴日侵略宣言》,重申“中国对於暴日侵略,确定交涉与抵抗并行之方针”。

  国联十九国特别委员会於1月16日在日内瓦开会讨论中日争端。汪精卫对国联的最后冀望,是作出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然而他失望了:虽然会议一致决议谴责日本,但是却没有制裁侵略的实际措施。

  汪精卫痛感世态炎凉,而日本又退出国联,更不受约束。於是汪自此再不谈求助於国联,对於国际援助日益悲观。汪在给胡适的信中自称其外交态度由“鸣钲求救”转变为“默守待援”。

  他赶回国内。以往汪精卫痛心华北军事自成系统,“名为一家,实则两国”,张去职后,华北军政转入中央掌控,汪对通过抵抗而促进交涉的希望又被点燃。他苦劝一直在观望和批评南京政府的胡汉民和粤系诸人出兵,增强抗日实力,他们总算答应了。

  经与蒋介石商榷后,汪精卫复职行政院长,还兼了以前蒋所担任的国防委员会执行委员长。但是就在参与对日外交的全程中,他逐渐由主战转变为主和者。因为随着战事进展,中国军队越来越陷於困境,举国所见,平津危在旦夕。

  日军此次作战有明确任务及兵力,是要迫使中国以“诚意”正式提议停战,至少作实质的屈服,或者推翻华北现有政权,建立亲日政权。因顾忌国际列强干预,日本其实并没有占领平津的意向。但当时中国方面情报能力远不及日本,并不知悉日本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在平津无险可守、三面被围兵临城下的危境之中,只能设法进行艰难而又屈辱的交涉。

  胡适说:“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这一点上至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主张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汪精卫倍感压力:“和则政府必被推倒於内,战则政府必被推倒於外”;“论和立刻说是通番卖国,论战则有兵无饷,有将无兵。”他还说:“决欲集吾党精锐,共同一拼……唯一战而败,吾辈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华北亦随以沦亡,而土地丧失之后,收复无期,是不啻吾党亡而以平津华北为殉也。”(《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10-211页)

  日军采取两手策略,在武藤信义武力进攻之际,板垣征四郎策动华北内变。东北军乃至西北军、晋军都不是何应钦能管得了的。赣南红军也趁“第四次围剿”中断的空档恢复声势,在江西发动反攻。汪精卫说:“(江西)抚州陷落,南昌几乎失守,南昌失则安庆危,安庆危则南京亦将不保。”(为西南中委反对召集临全大会问题谈话稿,1933年4月17日)两广负责人本来答应出兵抗日,但由於对南京提出的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不同意,又发出反对通电,邹鲁甚至扬言:南京如果调兵北上,两广将攻取南京!

  汪精卫曾比喻主持外交是“跳火坑”(《大公报》1933年4月15日),主管对日外交更成衆矢之的,当时不仅民衆严辞攻击其“卖国”,朝内于右任、吴稚晖等不直接从事外交的人,也尖锐批评,弹劾倒汪风潮一波接一波。汪既无军权、财权,面对攻击,只能倚赖蒋介石的支持。

  在前一年与张学良争论时,1932年8月20日,汪精卫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如何打破军人割据的局面》,痛切地指出当时中国的一个致命症结:“凡是一个军事首领,带着属於他的系统的军队,占领着一个地盘,支配着一切政治、经济,这就叫做军人割据。”

  他写道:在其割据区域内,国家税收或地方税收都受其支配,十之八九用於豢养军队,但肯定不够,倒楣的是兵士,“至於将官,愈大愈阔”。从省政府主席、委员起,到各县知事,都是军事首领的私人。“割据区域内的军事、财政,以及一切政治,(中央)最好免开尊口。”“一旦国家有事,如所谓国难,中央要想调地方一个兵,用地方一个钱,莫想做得到。”“军人割据的结果,对内一定是民穷财尽,对外一定是国破家亡。”

  他说: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为“数省联防”。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区,仅仅为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数省。“以兵而论,现时中央所能直辖的,只七十馀师,其他各省军人割据的地方,有多少兵,中央完全不能知道。……如此而欲定一个长期抗日的政策,试问从何说起?”“以财而论,以国税奉之中央的,只有浙苏皖赣豫五省,至於湖北只有一半。中央拿着这五省半的国税,支持中央全部政费、教育费,以及直辖七十馀师暨其他军费。……至於军人割据的各省,则文恬武嬉,得意洋洋……如此而欲定一个长期抗日的政策,试问又从何说起?”  因此汪精卫认为:“今日而欲抵抗强敌,唯一办法在打破各省军人割据之局面。”

  现在,张学良虽然辞职,但汪精卫痛感中国之不统一依旧:“(对日)抵抗而败,或某处失守,此非政府之无能,中国之不统一使然也。”(对於抗日方针案之报告,1933年4月19日)

  汪精卫在欧洲几个月反思中国,还有另一个体会。他认为今日中国的最大问题,不是抗日,而是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他提出:必须中华民族有求生存的自觉,及具备生存的条件,然后能抗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总体战”的概念,国力成为战争的决胜要件,所以各国纷纷加强各自生産能力。他认为,中国必须学习法、德两国“隐忍”的成功先例,挽救中国国难的方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培养国力必须循正路而不能走捷径。

  在长城战役中,属於中央军的徐庭瑶17军伤亡达65%。汪观前线战报,为之动容。后来说:“(日军)加调淞沪战役所未用过的重炮,悉力来攻……本来尚可固守两个月的,不到十天,连工事带泥,全都炸翻了,连人带枪,全都掩殁了,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在四届四中全会政治报告两年来关於救亡之工作》,1934年1月23日)他指出,必须提高我们生産能力,“则抵抗不是没有把握的,长期抵抗不是无希望。”

  而要提高生産能力,重要的因素,便是“时间”。汪精卫不能不推动谈判:“只有从国家人格设想,以确立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以内,我们不惜委屈求全,超乎最低限度,我们只有寜死不辱。”——必须争取“时间”来发展实力,因应未来的决战。

  经过好一番周折,终於被迫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华北稳定了一段岁月。

  汪精卫的对日外交被批评为国家的耻辱,但是无可否认,为中国争取到了四年的宝贵时间。当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汪精卫相对认同,例如《独立评论》常常声援他,大体支持他的外交政策。曾有论者在1939年说:“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年,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所以中国是太早了!”(梁敬镦《日本侵略华北史述》第127页)。

  史家也分析说明,淞沪战役后的五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时期,如果没有这五年的准备时间,基本的国防建设一点都没有,能否支持八年抗战没有人敢预言了。(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第258页)

  有人说汪精卫是中国古今最大的“汉奸”,然而中国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未必这麽看。胡适晚年为之分辩:“他们(汪派)是爱国的。”(唐德刚《高陶事件始末》序,湖北人民出版社)

  《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7日载,在成都探望陈寅恪病,陈口授一诗挽汪精卫请吴笔录。全诗如下: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禇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论,一局收枰胜属谁?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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