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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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psychina 于 2007-01-17, 13:11:51:

    在八十年代初读弗洛伊德的时候,觉得精神分析在很多关键的地方和中国的先哲和圣人的想法高度切合。比如鱼到底是否快乐,弗洛伊德就很坚定地站在老庄的一边,并且进一步指出,鱼和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快乐。中国人讲究的食色,弗洛伊德也把它发展到极致,给他的女病人开出的处方就是阴茎。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也就是弗洛伊德所重视的童年期的经验。游子身上衣,覆盖的就是恋母的温暖。比较失败的是他对梦的解析,和我们常说的做梦相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等等民间理论相比,没有太多的新意,在庄生梦蝴蝶的问题上,更是无所适从。所以精神分析和中国文化的这种切合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和信念上的一致,而具体的操作却是大相径庭。可以说,中国的先人都不太喜欢搞具体操作,比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是如何地省,省什么,都靠你自己去领会和探索,尽管曾子所告知的经验是在为人,交友和学习三个方面要每日反省,但没有给出操作方法。不说明白如何省,很让人恼火,你总觉得恐怕只有高人才能知道如何省,因为你在这些方面是否尽忠尽诚尽力,你的答案和别人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

    对于复杂的人生,具体的操作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精神分析应该也该有过同样的困难处境,所以发展出以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省的方法。相对中国人的内省,整套精神分析的方法是一个庞然大物。不过这个所谓的方法,即便是弗洛伊德,在技术上也是反复练习,改进,最后留下来的也不过是介于操作手册与指导理论之间的一套程序。也就是说,搬书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在精神分析学界,一般都认为光靠看书是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分析师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问题光靠看书是好不了的。在弗洛伊德以后,想当精神分析师就得要找位师傅(Supervisor),先当病人,也就是预备徒弟,师傅把你分析完了以后,再看你如何看病人,这时候你就是徒弟了,最后师傅觉得行了,就让你走人。这个过程不是和中国江湖上的好汉的成长一样吗?那确实。巧的是,精神分析和武侠小说(现代的)是在差不多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的。那么,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和江湖上的练功习武,又会不会有某种类似呢。

    精神分析认为,早年的欲望和痛苦的情感会被隐藏到无意识当中去,从具体的操作上来说,分析师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挖出来,和病人一起学习研究,通过缓慢而深入的分析,使无意识的冲突浮现到意识和现实中来,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但是侠义的江湖却不尽然。人们的爱恨情仇不但没有被压抑到无意识里面,反而在刀口挥舞,在剑锋上呼呼地响,对这种来自无意识的完全被表面化的腥风血雨往往又司空见惯,早已习以为常。你转身看到胡一刀在打斗地时候发现了苗人凤的一个破绽,胡一刀反复出言提醒。苗人凤坦然笑道,这是我小时候我老爹留给我的创伤,只有高手才分析得出来。前面说的不尽然在这个故事里至少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胡一刀应该很婉转地提出问题,而不是让苗人凤在很短的时间里骤然面对。精神分析认为系统地分析无意识的破绽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第二个不尽然是,苗人凤对自己的毛病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的毛病在那儿,也知道这毛病改不了,所以也就犯不着胡一刀小心翼翼地修通了。如果一定要用分析的语言来说的话,苗人凤,乃至普通的中国人的无意识在经过文化所倡导的反复的内省以后相对西方人来说比较浅,冲突的内容也比较少,多数都被主体已经主动地无情地暴露在意识的层面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个差别体现在无意识冲突的量的方面,而它的动力学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也许是东西方文化和心理最大的不同,但正是这种不同,中国的圣人的内省和大侠的修炼,和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挖掘,有惊人的相似性。

    二十年前,1987年,我从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弗洛伊德的传记小说《心灵的激情》(记得是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上下两册)中读到一句话,说弗洛伊德在四十岁以后就停止了性生活。原话是什么没法查对了,弗洛伊德本人是如何说的,Irving Stone是如何知道的,翻译是不是正确的,我是不是误读了,也许都不是很重要了,因为真正让我觉得惊讶的,让我放不开的,精确地说是让我年轻的心灵有点受伤害的是,孔子当年说的人生四十不惑语焉不详,倒好像是弗洛伊德这个西方人以其个人的生活,很巧合地给我们中国人的不惑这个词部分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注解,一条定义,一个案例,抑或一本精神发展的操作手册。我想既然孔子没有具体说明不惑的含义,我又不具备用汉语把不惑说清楚的资力,我就应该把不惑和四十岁的弗洛伊德的性的不作为这种表面联系的背后的可能存在的必然逻辑搞清楚,所以这句话在我的心里翻腾了二十年。

    正式下手解决这个问题是近几年的事。在我本人靠近四十岁,又过了四十岁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的内心对性和异性仍然充满了渴望,所以我对Irving Stone的说法越来越怀疑,也让我下定决心来搞清楚这种在别人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人生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非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迂腐,因为我发现我用这个表面的问题对自己隐瞒了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他的人生后四十年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是如何产生的影响的,我觉得这才是困扰我二十年的问题的焦点所在。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前面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最后的结论当然要看孔子的态度,看老人家是否愿意有个西方的弟子来研究不惑的问题,但我觉得不管他的态度如何,我的后四十年会过得安稳得多。

    近十年来,我找了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材料,结果令人失望,没有人对四十岁的弗洛伊德的性生活状态像我这么关注。显然在西方世界没有人在乎一个流落江湖的中国人对这件小事的纠缠。本来这件事在爱情与性的关系的问题上很轻易地就被我们大众所证伪,说明弗洛伊德四十岁的不作为不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但是我对四十岁的弗洛伊德心存敬畏,我本人达不到他的境界,却从内心里把那种境界当成人生的一种可能的美丽。我相信,简单粗暴的证明只会残害心灵的诗意。为了让自己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变成了一位业余的民间历史学家,业余的民间(伪)科学家(民科)和(性格还不太古怪的)业余的民间考究家。我买了很多书,很多藏在地下室的工具房里,有些就直接寄到办公室里。这些书都是旧书,有的还绝版了(应该感谢eBay的帮助)。有的材料还被藏到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只好再去网上搜索。我在这里至少要申明一下,我不是一个窥淫癖,也不是任何一种性变态,尽管我神圣庄严的研究有时看来有点鬼鬼祟祟。

    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选择资料非常谨慎。我主动地把Irving Stone的小说排除在参考文献以外,尽管我的问题来自于他的小说。我找到的资料多为1980年以后的出版物。这有个原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叫Jeffrey M Masson的哈佛博士(1970年),在多伦多完成了个人的精神分析培训以后,开始对精神分析的历史进行研究。1980年他成为弗洛伊德档案馆的主任,从而接触了大量的弗洛伊德的通信。他的研究发现,弗洛伊德为了促进和扩大精神分析的运动以及保持自己在精神分析高层的地位,放弃了他自己的性诱惑理论(即童年时期的性虐待是确有其事)转而提出大部分的性虐待报告是一种幻想,认为这是对真相的践踏,对真理的摧残,因为他对来自临床的事实(的确被虐待的事实)置于不顾。精神分析的尊严受到极大的威胁,弗洛伊德也被涂抹得像伪君子岳不群。他后来完全站到精神分析的对立面,现在他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任教,研究动物的情绪和情感(《一只对月亮唱歌的猪》等等)。当然精神分析的大厦没有因此垮掉,但却引发了很多关于弗洛伊德个人生活的研究。我找到当时出版的很多书,我从一些看来比较严肃的书中,给我的问题找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是Irving Stone的说法,被证实并非无稽之谈。从知道的材料上来看,“停止”性生活的说法是用词不当,而且死无对证,但弗洛伊德在四十岁的时候改变了性生活的状态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的,这个改变是指明显减少。和Irving Stone的说法有关的材料列举如下:

弗洛伊德四十一岁的时候,给Fliess的一封信中说:“性的兴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用”。

大概同一时期,弗洛伊德给一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Putnam写信说:“我支持一种更为自由的性生活。然而我本人完全不用这种自由”。

不知道具体时间,弗洛伊德曾经写道,“从我个人的经验”,我深深地理解那些和对性没有兴趣的妇女结婚的人会是多么地沮丧。

    弗洛伊德提到的个人经验,把玛莎,精神分析的皇后,就被扯进来了。皇后,江湖称老板娘,是我说的,因为英语文献当中没有给她安排什么头衔。其实按西方的风俗,玛莎应该称为精神分析的第一夫人,但书上有人把这个称号给了安娜O,精神分析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病人。弗洛伊德与老板娘和安娜O,以及更多的同事和病人的关系,都是弗洛伊德个人经验的重要部分,对于理解四十岁的弗洛伊德都是非常重要的。

弗洛伊德出生于1856年,1886年和玛莎结婚。婚后一年,老大出生。1891年到1892年间,全家搬到了著名的Berggasse19号。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三十六岁。先看看弗洛伊德在这四十岁前后的个人经验。

1893年,开始与Breuer合写《癔症研究》。弗洛伊德37岁。

1895年弗洛伊德开始对自己的梦进行分析。玛莎怀着安娜。

弗洛伊德总共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是安娜,生于1895年12月8日。安娜出生的时候,弗洛伊德39岁。

1896年,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这个词。时年40岁。

1897年,弗洛伊德开始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时年41岁。

1899年,《梦的解析》出版。时年43岁。

    从这个年表来看,安娜的出生,精神分析的正式诞生和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对弗洛伊德的性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安娜的出生是个短暂事件,而精神分析才是这个影响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有了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就基本放弃了性生活。经典的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认为无意识的冲突的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没有,或者无法,或者不能,满足的性冲动。弗洛伊德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性冲动挂钩,为此得了泛性论的骂名。事实上泛性论很大程度上还阻碍了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壮大和传播。那么为什么弗洛伊德自己在四十岁的时候却把性放到一边去了呢?

    众多的材料让我对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精神分析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了解越多,弗洛伊德就越像一个江湖门派的掌门人,精神分析就越像一个江湖。像奇峰一样,说到精神分析我们就会自动拿我们的江湖和武功来加以阐释(《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江湖的掌门人,对自己的修炼完全是自觉的和严格的,也许是苛刻的。考虑到弗洛伊德四十岁时修炼的状态,可以说精神分析就是西方版的武功。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活,就像一个东方的圣贤一样,被我们所理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者说经典的精神分析,强调的是引起无意识冲突的事件或对象。这个事件或对象被当成一个独立的因子。在临床的实践中,去掉这个因子,一般都可以收到治疗的效果。现代的精神分析则更加关注这种因子和主体的关系,围绕在这个因子周围的各种关系,以及形成这些关系的方式。一个全面的治疗不但要认识致病因子,还要重建和致病因子的关系,理解致病因子自身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要改变这一系列的关系的形成方式。人生的疑惑,不在于外界的事物,而在于对事物的关系的内在看法。孔子的不惑,就在于自己的作为,不会再受到这些关系的干扰。胡一刀的这一刀是砍还是不砍,同时也是我们大家的疑惑。牵制着他的手的,正是一系列的历时的和现时的江湖关系。弗洛伊德四十岁的状态,就是不惑,就是完全摆脱了生活中和社会上的关系的制约,坚定地走上了精神分析的道路。弗洛伊德构建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又在自己的身上进行实践,极大地将自己的无意识冲突的内容表浅化,实现了自己在行为上的自由。精神分析作为人类追求人生幸福的事业,弗洛伊德首先到达纯真的顶点;作为一个人影响其他人的艺术,精神分析已经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考验;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江湖,在中国会获得新的意义,而弗洛伊德的武功,会有更多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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