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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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sonline.com.cn 2007年01月09日00时20分 星辰在线
一位知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什么会一而再地被指剽窃？核实他是否剽窃的事实或许并不很难，但找到一个人一再“失察”后面的深刻社会与制度原因，才是发人深思的
★ 本刊记者/朱雨晨 (发自南京、上海、北京)
讲台上的潘知常有些憔悴。以往上课前，他总是精神饱满，会在走廊里踱踱步，或是和学生打打趣。今天，瘦削的潘知常教授却若有所思。
这是2006年3月6日上午，南京大学逸夫馆2区1052教室，课程名为“传播与文化”。10点钟，开始上课，潘知常恢复了以往的精气神，继续讲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差别。
潘知常现在成了南大中的焦点人物。倒不是因为十几年来他一直是明星教授，而是因为他卷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风波。
“略同”风波
这场风波的一方当事人是上海学者张远山。张远山说，他一般不接受采访，但考虑到这次他是当事人而公众有知情权，他破例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记得是2月8日早上。我看到‘世纪沙龙’网站上潘知常的一篇文章，浏览了一下。”张远山说，“他的文章里面列举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五本书，和我一篇旧文列举的一模一样。”
张远山的旧文名为《进入古典中国的五部经典》，与潘文列举的五部经典完全一样。张远山因而写下《潘知常教授与鄙人所见略同》(以下简称《略同》)一文，并把文章寄给了新语丝网站的负责人方舟子。
2月18日，从海南回到上海的张远山上网，偶然看到了潘知常的文章《从张远山的无聊到方舟子与新语丝的无耻》。潘知常在文中说，除了五本书巧合相同，自己的文章和张远山并无“略同”。因为潘知常还提到了第六本书《山海经》，而且与张对这些书的理解有明显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潘知常认为张远山的“略同”影射了自己剽窃。
一场你来我往的网上论争就此开始，平面媒体也介入调查。潘知常接受了《南京晨报》和《金陵晚报》的采访；而在网上，以“陈浩”“陶世龙”为名的几个帖子，又将潘知常以往十年的历史一一翻出。论争进一步充满火药味。
3月5日，网上出现一封未见落款的公开信——《南京大学6位博士生关于请求查处潘知常事件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南京大学校方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校学术委员会将收集网上的资料，对潘知常的学风问题进行调查。
潘教授的第一次受挫
潘知常教授是国内美学界、新闻传媒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共有学术专著14部，编著5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以上内容来自潘知常的博客)。
“潘知常是我引进的人才。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董健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南京大学引进人才，文科共有35人应聘，只有潘一个人通过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是，外文和古汉语还差一些，要慢慢打基础，不要着急出名。”
1997年10月14日的《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为何有如此多的雷同？》一文。文中写道：“潘知常教授的专著《反美学》最有分量的第五章第一节，竟多处与黎乔立1992年出版的美学专著《审美新假说——关于审美生理学的思考》的观点和例证相同。”
《反美学》一书全名为《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据潘知常的博客介绍，该著作1995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而黎乔立的《审美新假说》是1992年出版的美学专著。
董健教授回忆道：“我们反复比对了两本书的内容，认为潘知常的《反美学》第五章的部分文字和《审美新假说》雷同，认定为抄袭的字数并不多，但是在书中是关键论点。”
认定之后，董健等老教授要求潘知常做检讨，被潘拒绝。后江苏省出版局版权处给潘知常开了一份证明，证明说注释在排版打印中被遗漏了。
董健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份证明：《反美学》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如何能由江苏省出版局进行证明？“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反美学》最后的参考目录中并没有《审美新假说》一书。而这种解释根本没有说服力，我们没有接受。”董健说。
接受采访的中文系的数位教授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如果潘知常做检讨，通过博导应该没问题。但他的一大特点是“死不认错”。
董健介绍说，潘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普法战争”中胜负双方弄颠倒了。潘辩解说：“我指的是另一次普法战争，也许是法普战争。”
董健只能向欧洲史专家钱乘旦请教：历史上有几次普法战争？有没有过法普战争？
钱回答，“普法战争”只能指1870至1871年之间的那次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从没有“法普战争”一说。
2006年2月中旬，潘知常和《中国新闻周刊》做电话交流，将当年的那场风波界定为中文系的“内斗”。他曾告诉记者，自己保留着所有文件材料，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时至3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再次赴南京采访时，潘则拒绝了与记者见面，理由是“时机不成熟”。
博导申请三次被否决
在2000年9月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上曾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生命美学：世纪之交的美学新收获》。
文中写道：“……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就20世纪出现的以蔡仪为代表的认识美学、以李泽厚和刘纲纪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三大美学构想而言，只有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构想，才真正与中、西方美学实践以及当代审美实践一脉相承、相得益彰。至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则无论从中、西审美实践来看，还是从当代审美实践来看，应该说都彼此格格不入。因此，其理论构想堪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位老教授说，如此推理的话，结论就是唯有生命美学一个派别可以成立；而生命美学又只有潘知常一人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潘知常一人是真正的美学家。
这篇文章震动了南大中文系。中文系专门为此进行调查，发现文章的作者曾为潘知常的学生，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但这位作者向中文系提供的原稿却与发表的文稿有很大区别——上段文字即为原文中所无。
《光明日报》也向中文系证实，文稿是由潘知常本人提供的。
而且，《光明日报》在最后刊发前，已经对文中“一些语句”进行了删节。
董健等教授再次震怒，系学位委员会也再次否决了潘的博导申请。中文系因此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当时的系主任赵宪章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中文系投票结果是0票同意。但系学位委员会只是分会，校学位委员会又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据我所知，与分会没有沟通，校方将分会全票否定的人重新提上来，在南大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我听说，在校一级的评议会上，已故的(中文系)叶子铭老师遭到一些很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说对年轻人就放一把吧。”
“当时，说情的也有，声讨的也有。潘在学校里造的舆论是，中文系的老教授压制年轻人。”一位当年的中文系教师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后的结果是，潘知常的博导申请依然被否决，虽然票数很接近通过。
“美学大师”事件之后，潘知常成了中文系的关注点。好几位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都说希望他调走算了。一位当时的系领导解释，除非是教师犯了错误，从来没有解聘或者期满后不续聘的。 “对于大学教师而言，进来的渠道是通的，出去的渠道基本没有。由于学风不正，被大学开除的，全国有几个？”这位前任领导说。
潘知常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请他去，而且是当新闻系的系主任，但他没都有去，为了留下恢复清白。
出走新闻系
2001年底，潘知常调任新闻学系(后升格为新闻学院)。调任之后，他的博导问题很快解决了。由于新闻学院一直没有评上博士点，潘知常挂在社会学系担任博导，方向为传播学。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说，当时新闻系不是没有考虑到潘知常的学风有争议，但是着眼点是新闻学系的发展。“新闻系是整个南大文科中惟一没有博士点的系科，只有三个教授。系要发展，成为学院，还要申请博士点，这就需要足够数量的教授。”
这位知情人说，尽管南大在全国排名很靠前，文科的教授博导还是很少，于是教授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对于学科建设、申请博士点都非常有利。教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学科建设的砝码，开除这些教授就是减弱自己的力量，和外校竞争的时候就处于下风。
而在高校之间，博士点的确立与否，直接关系到系和学院在“圈子”里的排名。尤其进入21世纪，高校科研经费呈指数级膨胀，以博士点和各级“教育基地”为依据的排名，对于经费的竞争几乎起决定性作用。
潘知常刚到新闻系时，全国新闻传播领域只有人大、复旦、北广和武大拥有博士点。如果当时南大新闻系“申博”成功，就能在全国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领域排名第五。
不过，时至今日，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点已有17个，南大新闻系虽然已经扩建为新闻学院，但在博士点方面还榜上无名。
已经有大量评论认为，大学体制是目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堡垒，远落后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职称晋升上，“五年计划”的节奏感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个讲师到副教授需要5年，副教授到教授又是5年。无论学术成果多少，打破这一节奏都被称之为“破格”。满足年限要求的同时，还有对大学教师每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
记者得到了上海某高校对副教授以下工作量的《计算方法》。此《计算方法》非常复杂，几乎将所有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活动，包括得到的科研经费都折合为公式中的变量，以此对教师进行考核。每年年底所有教师填写完毕之后，可以直接计算出自己的经济收入。
比如，为本科生上课，每10节算为教分1.0，而为硕士和博士生上课，每10节分别计算教分1.4和1.6。从中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越来越少。
“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生存压力很大，想要取得自己的成就，必须多出活，早出活，拿到自己的声名和利益。职称这个东西和很多实际的权利、待遇都挂钩。比如我们到北京开学术研讨会，教授可以坐飞机，讲师就要特批了才能报销机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要削尖了脑袋往教授里面钻。”一位南大新闻学院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你是讲师，那么无论你什么年龄，就算你天分再高将来会成为大师，现在你也是没用的，因为现在评定博士点你派不上用场。讲师也没法为学校争重点学科重点基地。而教授，肯定是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棋子。所以哪怕犯了错误，也要尽量保护。”这位南大教师说。
也就是说，为了与无休止的“评定”博弈，大学教师和学校成为利益共同体，教师的职称是博弈的砝码，学术腐败并不会锈蚀砝码的权重。
学术成果：抄与被抄
虽然刚由中文系转到新闻学系，专业也刚由美学转为传播学，潘知常已是新闻学系内惟一的传播学博导。潘知常在南大的这个领域中成了无可争议的学科带头人。
潘知常的确为新闻学院的发展做了贡献。
2002年12月，潘知常主编的《传播批判理论》出版。此书是“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之一，该系列一共8本。很快到了2003年，该系列丛书成为新闻学院“申博”的重要科研成果之一。
时至今日，《传媒批判理论》还是南大新闻学院的同名课程的教材。
也是在2003年，出版仅几个月的《传媒批判理论》便被指认有抄袭行为。此书第八章和前一年出版的译著《后现代转向》中，数段文字完全一致。和《反美学》引起的争议相似，此书最后的参考书目中没有列出《后现代转向》。
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证，《传媒批判理论》第八章涉嫌抄袭部分大约千字，为潘的2003级博士生庞非(化名)所做。事后，庞非在网上做了公开道歉。
庞非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自己参加编写了此书的三章内容，前两章都在截稿前几个月完成。后来有人临时退出，他不得不接受了第八章的任务：“我记得只给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交两万多字，实在太紧。而前两章我都写了几个月。”
当时，庞非正在报考潘知常的博士，面对如此紧张交稿的要求，“无法拒绝”。
“略同”风波起后，根据网上发布的材料，除了庞非的第八章，《传媒批判理论》中至少还有两个章节存在疑点。
《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陈阳的论文《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
符号学受到的第一个批评是它的研究成果不能受到科学的客观检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也是包括符号学在内的质化研究常受到量化方法批评的原因。符号学方法对量化研究也有批评：量化研究只能向我们提供数据，却不能说明数据间的联系是什么、数据的内涵是什么，比如，“同意”某选项的受众到底认同了什么，就有赖于符号学深入分析。
第二个批评是符号学式解读的任意性，无限扩大的解读会把不合理的内容强加进符号学分析之下。由于符号学方法是由研究者个人操作的，因此不可避免符号选择的任意性，脱离符号产生的社会环境，生硬地把西方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框架照搬照用……
第三个批评认为研究者越俎代庖，符号学以偏概全。符号学式的解读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立场进行的，往往会忽略受众的认知和观点，换言之，研究者怎么知道自己的观点就是受众的观点呢?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这正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以研究者个人的理解作为所有受众的理解，就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突破其局限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多种研究方法配合使用……两种方法配合使用，各有各的层次和领域，互相补充，这也是其他传播研究的绝好方法。
《传媒批判理论》出版于2002年底。书中第五章，第255页，有如下段落(该章节作者郑丽(化名)也是潘的一名研究生)：
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的优势在于文本分析或者受众解读。而其受到的主要批评也在于此。因为，符号学方法是由研究者个人操作的，它的研究成果不能受到科学的客观检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因此，结构主义-符号学受到的第一个批评是符号学解读的任意性和唯心性。第二个批评是，它们的分析脱离符号产生的社会环境，生硬地照搬理论框架；第三个批评则认为研究者有越俎代庖之嫌，符号学解读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认知进行的，往往忽视受众的立场和观点，换言之，研究者怎么知道自己的观点就是受众的观点呢？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研究者以自己的理解作为受众的理解，就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所以，对于结构主义-符号学不能认为它是完美的，突破其局限的解决办法只能在于：多种研究方法的配合。
后面这些文字还出现在潘知常的论文《批判的视境：传媒作为世界——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中，以及在2004年5月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题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阐释：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该文的结尾文字与上述一模一样。此文的署名为“潘知常”、“林玮”(潘的夫人，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和郑丽。
潘知常曾在他的博客上辩解，《批判的视境》为其讲义，只贴在了教学平台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但此说马上被网友“揭发”，《批判的视境》曾拆散之后分投于传播界核心期刊，上述由潘氏夫妇和研究生合作的论文即为其一。
“策划”潘知常
2月26日前后，有关潘知常学风争议的帖子被转入南京大学的校园网“小百合”。当天下午即被顶上“小百合十大”。
除了潘知常的研究生，采访所及的南大文科学生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潘知常的学风争议素有耳闻。但由于从未看到结论性意见，传闻出现了各种版本，莫衷一是。
根据目前中国大学的制度，校学术委员会是对教师和学生的学风问题进行鉴定、仲裁的最高机构，由各系科抽调知名教授组成。
南大社科处处长王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有人举报(往往还必须是实名)的情况下，学术委员会才会展开调查，并做出结论。这位负责人承认，曾在校园网络，或从其他来源中知道，潘知常的学风存在争议。不过由于没有人举报，学术委员会就没有过问。
另一方面，潘知常在南大十余年一直是明星教师，讲课极受欢迎。“旁征博引”是许多学生提到他时都会用的形容词。据说整个南大，文科学生中没有不知道潘知常的。而且，他是少有的、愿意为本科生上课的名教授。
“潘老师口才极好，记忆力也是第一流的。他的擅长是从一点出发，发散出去。大量概念的提出，会让你眼前一亮。上他的课，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尤其对于刚进大学的学生来说，潘知常太不一样了。”一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形容潘。
在新闻传播学院，也有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言之凿凿：“论学术能力，老潘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有学生说，这么博学的一个老师，应该没有必要去剽窃，学生之间也讨论过，潘知常真的会去抄袭吗？比较主流的意见是：管他呢，现在学术界这么腐败，他不抄别人也抄。那些抄得更厉害的呢，又有几个受到过惩罚？
学生们说，大学里经常有照本宣科读死书的教授，用的还是20年前的讲义，相比潘知常还差得远。潘知常会用自己参与的社会事务，告诉学生怎么样做好一个策划。
一位曾经和潘长期合作的学生告诉记者，他们进行的策划，往往是为地方政府或社会单位进行公关宣传而做的计划。此类项目往往由学者研究后提出概念，列出详细可行的策划案，交给对方自己去落实执行。
一名学生介绍说，潘曾经担任总策划的一个项目，是连云港市某区搞生态旅游，邀请他筹划如何包装进行社会公关。潘在自己的学生中选择了几人，让大家到旅游区去免费游玩几天，只要求他们指出，最吸引自己的点是什么。潘据此进行梳理，列出可以包装为“生态旅游”的景点。
一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潘除了经常请大家吃饭，报销一些车票以外，他们全都是义务劳动。至于潘从此中的受益，她透露至少是五位数。学生们从中得到的收获，是打开了视角，知道怎样做一个策划。而这些，在课堂里肯定学不到。
学生们说，潘知常永远很忙，做项目，讲学，飞来飞去，报纸电视上出镜率颇高。在新闻学院，无论是校内由国家经费支付的科研项目，还是校外的社会资金(往往也来自财政)向专家要求的点子，潘都是项目最多的老师之一。所以，潘知常也是学院里最富的教授之一。
学生非常遗憾的是，此类项目往往在纸面上做完了也就结束，很少能付诸现实。
谁没有罪？
身兼教学、科研和社会事务，潘知常的精力怎么能胜任？潘的几位学生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疑惑。据说，潘非常勤奋，往往半夜3点以后才睡，早上6点就起来。
时至今日，面对网上的揭发材料，潘的弟子们仍然认为，属于“失察”居多，“恶意剽窃”的少——看看潘知常的日程表就会明白，他分身乏术。
另一位老南大人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潘是个悲剧，有他错不可赦的一面，但是那些在暗处的人也不见得高尚：“当年潘知常年纪轻轻，一个外来副教授到中文系，董健分了教授的两室一厅房子给他。那些还住在筒子楼里的教授、副教授会怎么想？之后又会怎么做？老潘为什么不停地动用自我炒作、政治攻势这些办法？难道都是他一个人的罪过吗？”
潘的弟子中，庞非现在是最为消极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被揭露的抄袭事件，他的学术梦已经完全破灭：“不是我为自己辩解，相对于现在整个学术大环境，那点事真不算什么。可命运就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庞非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用《圣经》中基督和妓女的故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些快意恩仇的，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拿第一块石头打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