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气功外气实验研究真相
----- 评张洪林的《“外气”真被实验证实了吗?一文》
清华大学 李升平
气功被中国人发现和研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近十几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成立了五、六个全国性的气功组织,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对气功现象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其中 气功外气现象存在的科学证实即是中国人在世界上首先明确提出和研究的课题。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为例,该会的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对气功现象进行了多年 研究的有相当知名度的自然科学界的专家教授(其中有的还是院士)担任。自1987 年以来,该会的学术委员会每两年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气功科学研究论文交流和讨论 的会议,并编辑和出版一套论文集。时至今日,己开了五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 会议上交流了上千篇研究论文,其中90%的论文的内容都涉及了对气功外气的研究 和讨论。
在这种全国性的气功科研论文交流讨论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就相同和 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热烈地讨论,并发表自己各自的观点。总的说来,在这些科学 研究论文的交流会议上气功科学研究讨论的风气是健康的。但自1989年以来,一 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同某些宣传媒体,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对祖国文化 中的瑰宝一一气功,及其科学研究,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和批判。这些攻击和 批判引起不少科研人员和气功爱好者的不满和气愤。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其攻击的矛头还直指前国防科工委张震寰副主任和他一 直表彰和支持的中国气功师的代表人物严新医生以及气功科学研究的代表一 一清华大学的部分教师所进行的气功科研活动和他们的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些宣传媒体竟然不顾最基本的事实和起码的调查研究,在捏造了"清华大学根本就不存在合法的气功科学研究"的前提下,不负责任地发表了大量的,以他们的报道为依据的,各式各样人物的谈话和议论。并以此为发端,发表了一系列 的目标直指中国人体科学和气功科学研究的所谓的"辩论文章"其结论无非是一 一特异功能是假的,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气功科学研究也统统是假的。个 别的宣传媒体和极个别的人正在反反复复地给人们制造这么一种假象: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这样一批中国顶尖的科研、教学单位的成百名高级知识分子、 科学家,十几年以来一贯地在弄虚作假、不断地欺骗社会,这是一副多么可怕的景 象!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事实吗?那些从来就没有研究过人体科学的人们有什么权 利造谣攻击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到底是谁想要欺骗社会?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一个由中央数个部委领导人组成的国家人体科学领导小 组,该小组下设有人体科学办公室,另设有国家人体科学专家小组,张震寰主任和 钱学森教授是该小组的顾问。
另外,中央早在1982年就出台了对"人体科学研究不争论,不宣传,少数人 进行研究"的政策。
我们认为,今天面对这些人置中央政策于不顾,捏造事实,随意对他人的名誉 进行攻击和诽谤的行为,有必要予以揭露,予以澄清。
在这一阵阵反对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浪潮中,从1989年开始,人们发现,虽 然有个叫张洪林的人从来没有在任何正式的气功科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议上发表过 他的学术观点,却在各种媒介上连续发表各种捏造事实、造谣诽谤、攻击他人名誉的文章,由于绝大多数的人都本着中央关于人体科学的“不进行争论”的精神,没有及时对张洪林的错误做法予以批评和制止,致使张洪林从1995年起又一次会 同少数几个人再次对中国的气功科学研究和人体科学研究使用捏造事实、造谣诽 谤、攻击他人名誉的手法,掀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浪潮。
今天我们要着重分析一下张洪林的“力作”一《“外气”真被试验证实了吗?》。 (中国医药报1997年5月6日以及5月13日第七版)
在这篇文章中,张洪林大量地使用了他与健康报记者在清华大学的所谓的“调查材料”以及引用清华大学赵南明在1989年四月十五日第0322期《健康报·情况 反映》上披露的"其中鲜为人知的所谓”内情“。作为清华大学的科研人员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气功外气实验是虚假的最有力的证据。
那么就让我们用事实来批驳张洪林等人的谎言吧。
(一)清华大学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气功科学研究组。而且这个课题的立项、 注册和科研经费都出自清华大学科研处。它的成员来自清华大学各个单位。
张洪林等人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说: “请看在我们调查后清华大学科研处发表的郑重声明:试验既没有提出过鉴定申请,也没有组织过专家坪审、测试测定,更未经过成果登记。”，“我校并未成立过所谓七个系和部门的气功科研协作组,也从未批准成立过气功研究所。”“这 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成果。”
再请看了解那些试验并曾参加了部分试验的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赵南明教 授在1989年四月十五日第0322期《健康报·情况反映》上披露的其中鲜为人知 的内情。赵教授讲:“据我所知,清华气功协作组是校工会所属群众进行气功锻炼的 组织,我校从未成立过跨系的气功研究组织。”。
张洪林原本是一个被一些人装扮成“气功专家”身份出现的人物。照理说张 洪林这样一位“气功专家”写文章来对气功外气试验进行评论,一定是严肃认真、 有根有据的了。但实际上张洪林却并没有在反驳气功外气存在的理论和试验上说出 任何象样的观点,而是捏造事实、大造谣言,和清华大学的赵南明一起公开在社会上和宣传媒体上散布“清华大学从未成立过气功研究组织。”本来清华大学是否成立过气功科学研究组织和清华大学的部分科研人员研究气功外气的科学试验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笑的是张洪林和赵南明捏造的"清华大学从未成立过气功研究组织"的谣言,竟成了气功外气试验是虚假的-个有力的证明,真不知道 张洪林和赵南明是使用的什么思维逻辑方式!
而我们却要用事实说明:清华大学早就成立了气功科学研究组织!而且这个组织的立项、注册和科研经费都是出自清华大学科研处。 以下我们将要公布部分历史文件,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以请张洪林和赵南明他们会同他们的律师,拿着他们的所谓“调查材料”和“情况反映”，一同上法庭见分晓！1、陆祖荫教授早在1983年12月8日和10日两天两次以清华大学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科学技术系的前身)所长的名义给清华大学的主管副校长张维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和滕藤教授(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就清华大学的气功科研计划承递了报告。 报告中说:“...我们准备以本校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名义承担此项目。由该生物物理研究室负责总抓，组织校内有关力量进行工作。 争取三年左右建成一个初具规模比较全面的气功物理效应测试实验室。” 张维副校长批示道:“我看可以。请滕藤同志阅批。”张维12月10日
滕藤副校长批示道:“原则上同意。我们应该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题目。” 12月13日
2、1985年,清华大学当时主管科研的副校长滕藤教授亲自批准将“气功科研” 列为清华大学的基础科研项目,经向校有关部门申请,又经主管部门的列项, 审批等于续,在清华大学科研处正式编号上册,“气功科研”课题编号为: I458403,清华大学拨给科研经费人民币二万元整。科研组的每位教师规定 的从事气功科研的时间为总工作量的1/6,即每周有一天从事气功科研活动。由于此时清华大学近代生物学及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己更名为清华大学生物科学技术系,所以l985年至1997年气功科研组挂靠在清华大学生物系。 l985年1月12日所签订的“清华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合同”书的封面上写明:项目名称:气功科学研究:委托单位:清华大学科研处:承担单位:生物科学技术系:项目负责人:陆祖荫:起止年限:1985.3一1987.2:清华大学科研处订。 该合同中第四部分为:研究成果及技术指标,成果的理论、技术、经济效果分析：填写的内容为:全部成果均以论文形式发表。
该合同中第七部分为:研究人员名单及工作量：
填写的内容为:陆祖荫(2/6)(意为每周两天工作量)生物系；晏思贤(l/6) 物理系；刘致用(1/6)校医院；李升平(1/6)化学系；孟桂荣(1/6)热能系； 任素清(l/6)生物系；童德春(1/10)物理系；钱逊(l/10)教育研究所；郭峰 (1/12)校办；以上人员来自清华大学八个部门和单位。
该合同中第十部分为:学术评议意见：
该部分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国著名化学家周昕教授签署。周教授写道:“气功是我国首先创造,对于健身、治疗已经有较多报道。近年来国外研究者也逐渐增多。因此对”气功“开展一些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我校几位物理、化 工、生物、医疗等教师和工作人员对气功科研工作已经开展了一定时间。...我们以为,可以同意他们开展此项工作。”
签字:周昕1985年1月11日
合同中第十二部分为:合同各方签字、盖章: 承担单位(既研究组)负责人:陆祖荫(签字)
保证单位负责人:钟犀生(签字)清华大学生物科学技术系(盖章) 该份合同在清华大学科研处编号为:I0458403。
3.气功科研组1987年以后挂靠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该项目也在l987年以后继续获得了清华大学校方的支持,1987年至1989年的科研经费仍然为二万元人民币,该项目1987年以后在清华大学科研处的编号为例0448714。每年气功科研小组都向有关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一年的工作进展。 在这份科学研究基金申请表中的第二部分为:预期达到的目标和提供成果的形式:
填写的内容为:使用多种手段和方法对气功外气作用于物质的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将以八至十篇论文在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
该表的第八部分为:单位领导审核意见：系领导的签署意见为: 该项研究工作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和实用价值。该组研究人员学科齐全,具备 一定工作经验。工作计划可行,同意中报该项目申请书。
化学系负责人签字:刘殿球(盖章)清华大学化学系(盖章)
4.1987年以后,气功科研课题还通过申报,审批获得了清华大学理学院科学研究基金的支持,l988年以后，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人体科学基金的支持,共获得科研经费两万五千元。可见当时清华大学的气功科研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
5、由于清华大学接受了国家人体科学基金的赞助,1989年九月国家人体科学专家组组长,国防科工委507所所长陈信教授在给清华大学发出的一封通知中说：
李升平同志,...为进一步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现特发出此通知, 请各项目的负责同志对您所主持的课题的计划,进度,经费等的落实和进展情况, 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及任务开展中出现的问题等,按照专家组发出的调查表如实填报。我们将及时汇总,并向上级进行汇报和反映情况...。 (国家)人体科学专家纽组长:陈信(盖章)
6、l987年9月5日,清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吴国是教授代表清华大学化学系以及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向严新医生发出了一封邀请信,该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严新同志:我代表清华大学化学系感谢您对我校气功科学研究一贯的热情支持。由于您的无私的邦助,以及在合作研究中付出的辛勤的劳动,使我校科研人员和您在一起在较短期的时间内在分子水平上的气功科学研究取得了较重要的突破,得到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此,我代表清华大学化学系及清华大学气功科学研究组再次邀请您与您的夫人来我校进行气功科学研究,为期二个月。诚挚地盼望您接受邀请,为振兴我国的气功科研事业,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作出贡献。
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吴国是(签名)
1987年9月5日
我们必须在此非常严肃地指出:1987年的9月5日清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吴国是教授代表清华大学化学系和气功科研小组向严新医生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信。而在同时,1987年9月,身为当时清华大学生物系负责人之一的赵南明虽然一贯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动向十分关注,并且口口声声称:“了解那些试验并曾参加了部分试验，”但是对轰动全国而仅仅几个月前还一直挂靠在生物系,只是在此时挂靠在化学系的气功科研组居然会装作不知道,不仅歪曲事实向校有关领导写告状信,而且1989年4月还对外公开宣讲清华大学气功科研组是校工会的气功群众性组织。赵南明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实在另人不解。但身为教授和干部，他的人品如何，一日了然。赵南明和张洪林反对清华大学的气功科研的目的是十分令人怀疑的。
(二)我们是和严新1986年12月开始气功科研合作的。实验获得了“世界首创”(钱学森语)的成果。
在“外气真被试验证实了吗”这篇奇文中,张洪林继续引用清华大学赵南明的“披露”：“两年前(即1987年→李升平注),气功协作组组长陆祖荫教授(实际上陆教授此时早已调离清华大学一李升平注)找到我,说严新要来清华做试验,希望合作。我答应了。...试验由严新一人做,仅重复了三次。对于气功研究,我认为应从简到繁,先观察气对分子是否有影响,然后再到细胞、动物、人 休。陆听这话后就和李升平商议做激光拉曼试验。其实陆和李过去均未研究过拉曼， 他们找我的一位在职研究生一起和严新做了这个试验。 据该研究生说,试验作得不够精确。” 赵南明和张洪林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造谣言,令人们大吃一惊,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我们早在1986年6月就经老红军李振兴政委的介绍认识了严新医生。
1986年9月份我们还邀请严新医生在清华大学作了几场学练气功的讲座。其时严新医生正应国防科工委和国防部的邀请为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疗。1986年11月18 日光明日报以"中医师严新千里迢迢找病人"报道了严新医生义务看病、治病救人的先进事绩。同时我们在国防科工委老领导张震寰将军的热情支持下和严新医生讨论合作进行气功科学研究的可能性。我们经过近半年对严新医生的全面了解和两个月的实验方案的准备,于1986年12月22日我们开始实施试验方案。第一个试验是气功外气对液晶双折射性质的影响,是在物理系进行的。第二个试验是在化学系作的,是气功外气对化学反应的影响。第三个试验同样是在化学系做的,就是气功外气对各种具有生理效应溶液的作用影响考察,使用的分析仪器就是化学系分析中心的激光拉曼光谱仪。
我们试图使用激光拉曼光谱仪来检测各种具有生理效应溶液在气功外气作用下是否会产生影响的想法是物理系的晏思贤教授在1983年时提出来的,当时晏思贤教授主管的实验室里有一台激光拉曼光谱仪,只是由于这台仪器太简陋了,所以这个试验一直不能得以实施。1986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分析中心支装了当时国际上很先进的大型SPEX1403激光拉曼光谱仪,所以我们就与激光拉曼光谱仪实验室主任郁鉴源教授讨论,得到了郁鉴源教授的热情支持。然后在郁鉴源教授和同一激光拉曼光谱仪实验室的蔡明志教授(于1988年移居美国)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来实施这些试验的。这些试验包括了:使用激光拉曼光谱仪来观察气功外气对水、生理 盐水、葡萄糖水溶液、麦迪霉素水溶液等溶液结构的作用影响,最后这些实验都获得了成功。在此实验过程中我们是不可能上机操作的,所以我们只是提出实验的思路和想法,具体如何做实验和如何制备样品还是要请郁鉴源教授和蔡明志教授来帮忙。李百坷同学确实是赵南明的学生,但由于当时生物系刚成立(由化学系和物理系抽调近五十人组成),工作地点在几间平房内,设备条件也刚起步,在得到化学系的同意下,李百坷同学在郁鉴源教授和蔡明志教授指导下在化学系的分析中心做论文实验。当时我们做实验时除了郁鉴源教授和蔡明志教授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外, 李百坷同学也在郁鉴源教授和蔡明志教授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支持。这些同志的署名都可以在"自然杂志"的论文(l988年l1卷8期567页)上看到。
我们这一轮实验从1986年12月22日一直作到1987年1月24日共进行了10 组。每一组都要重复作3-5次实验。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对此轮实验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国内人体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关注。新华社对此还专门发了内参。1987 年2月初,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胡乔木同志约见了我们,22 日我们受到胡乔木同志的亲切接见。
本来1987年2月下旬我们带严新医生去生物系作实验的用意,是为了进一步 带动清华大学的气功科研。在此之前,我们和严新医生合作所取得的气功科研的进展许多大报都作了报道,而此时严新尚不知道清华大学的赵南明,怎么变成了“严新要来清华做试验,希望合作。我(赵南明)答应了。” 捏造事实连一个时间顺序都不考虑,胆子确实太大了。
而且我们也绝不可能象赵南明在“情况反映”中所说:“他们(指陆祖荫、 李升平)找我的一位在职研究生一起和严新做了这个试验。” 我们怎么可能不首先通过化学系和分析中心的组织和激光拉曼光谱仪实验室的领导,得到他们的同意和大力支持与指导,和一个外系的实习学生单独商量动用一台分析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当时价值近十万美元)来做了总数达上百次的实验呢?何况我们和郁鉴源教授和蔡明志教授是化学系的同事关系,比较熟悉。既便如此,我们每次作实验都要由郁鉴源教授根据实验室正常工作做出时间上的安排,而且每次实验使用仪器都要交仪器使用费,但我们在做实验前却并不认识生物系来做论文的李百坷同学,更不可能和一个外系来的学生一起私下动用大型分析设备。
从张洪林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洪林、赵南明以捏造事实来“反映情况” 的意图是十分令人怀疑的。而张洪林却利用赵南明捏造的所谓事实来大反气功外气试验是否是不太明智了?
张洪林的文章中说“按国际惯例,要达到发表学术论文水平,应进行双盲实验, 对实验程序设计、重复性等也有严格要求。因此当陆问我严新实验结果可否发表时, 我(指赵南明)说,现在作结论为时太早......没想到在我出差的时候陆和李将三篇文章合成一篇发表,而且未经我们同意将外气在远距离(6公里外)有作用也写入论文里。我知道后非常生气,批评了他们这种不谨慎的做法。”
在这段文章中赵南明和张洪林似乎想说明:陆祖荫和李升平是很不慎重地背着赵南明发表文章的。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有什么三篇文章合成一篇义章发表的事情,如果有的话请张洪林、赵南明指出来。赵南明捏造一个什么我们背着他赵南明发表了三篇文章合成一篇文章发表的故事，说明了赵南明的非常阴暗的心理状态。 恰恰相反,我们从来都是在我们的科研基金申请书或者合同书的《预期达到的 目标和提供成果的形式》条款下明明白白地写着:其成果将以论文形式在权威性的 杂志上发表。
事实上,我们发表文章历来是非常慎重的。我们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按程序由专家们审查后推荐发表的。我们曾送审的专家有:钱学森院士、贝时章院士、赵忠尧院士、谈镐生院士、胡海昌院士、方心芳院士等十几位中国当代各个学科领域内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教授。钱学森教授的评语是:“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文字表达清晰。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它们是科学的新发现,科学革命的先声。”后面我们还将以铁的事实证明钱学森教授的评语是非常有远见的。而这个事实是张洪林等人不敢在传媒上提及的。
大家还可以读一读我们发表的第一批学术论文,在文章前有一个学术刊物的编者按。“自然杂志”的编者按是这样写的:“......我们认为广大读者还是可以冷静地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作出自己的判断的。因为他们的实验报告是很详尽的。”论文发表的日期是1988年8月,工作是1年半以前做的,审查工作进行了有一年多,不可谓不认真。
(三)张洪林不是在辩论科学问题,而是造谣中伤他人的名誉。 张洪林在文章中引用赵南明的话说:“后来在兴城全国气功会上,陆以清华大学气功协作组的名义作了‘小牛胸腺DNA紫外线吸收’(这时他已离开清华) 的报告,《光明日报》头版作了报道,而李升平因为署名问题与陆闹矛盾,李又以气功协作组组长的名义接见《中国青年报》记者,中青报头版刊登了李的文章,李还受到有关领导接见,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为此,我系早于1987年9月就给学校 党委和科研处写了报告澄清此事。但李升平并未引以为戒，此后他还多次在国际国内各种刊物上发表气功研究文章。其中，以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离物质作用的实验研究影响最大。” 在此我们除了看到赵南明怀着非常阴暗的心理状态,置法律于不顿,造谣中伤他人的名誉之外,还充满了一股学阀的霸气。
所谓的“中国青年报”事件。就是1987年9月l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岳庚同志来清华大学科研处采访,见到清华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吴荫方教授,吴处长得知张岳庚同志是为了了解人体科学研究进展而来的,所以把我介绍给张岳庚同志,并用电话通知化学系科研科,再由化学系科研科通知我,请我接待一下。张岳庚同志、把我所介绍的情况写成了一份采访录刊登在1987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这本来是一件由组织上安排的接待记者的很平常的事,但却引来了赵南明以生物系的名义给学校有关部门写信状告“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录上我介绍的情况是虚假的。今天我们不妨可以再看一看1987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检查一下有那些内容是不符事实的。
l)我们也的确在赵南明1987年9月写告状信之前受到过一些领导的接见。这些领导同志的接见分别是:1987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接见了我们；1987年4月18日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教授接见了我们,听取了我们的详细的工作汇报；l987年5月21日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高 技术办公室主任郭树言同志在国家科委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等等。
2)这些领导同志接见时都是我和陆祖荫教授一起在场的。
3)我们及时把领导同志的接见情况写成了情况汇报递交学校有关领导,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把我们写的情况汇报专门编成了一期清华动态,时间是 l987年6月17日。《清华动态11期》。共35份,分别送清华大学各位校领导参阅。
我们不禁要问:在各级领导接见我们以及“中国青年报”采访我们的问题上，有些人到底要做什么文章呢?难道我们在气功活动方面做什么事情要事先向赵南明汇报吗? 另外,李升平和陆祖荫教授是一个科研组的同事,既然陆教授此时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实际陆祖荫教授是l986年下半年调离清华大学的),李升平又和赵南明不熟悉,赵南明有什么证据和权利在媒体上说“李升平因为(报纸的)署名问题与陆闹矛盾,”而且是对外公开宣传“李升平因为署名问题与陆阐矛盾?”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他人名誉权又是什么呢?
那么,这里张洪林是在和他人辩论科学问题吗?显然也不是的,这是张洪林在借赵南明之口实行对他人的人身攻击,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张洪林引用的“情况反映”中还说:“至于气功外气在2000公里能否对分子产生作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科学常识去判断。对这个实验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点质疑:一。论文实验数据中温度精确到了0.01度,但在清华根本找不到一个室温能控制到这个水平的实验室。同时实验报告也没有给出实验的误差。二。对照样品和实验样品在2000公里外相隔仅100米,连激光也难以准确分辨。退一步讲,如果具有此重大发现,也需经其他实验重复验证。” 1988年我们曾在一次气功科研的讨论会上向与会者们介绍了我们一组(近十个不同内容实验)历经一年时间,重复上百次的2000公里实验的数据。其中一个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一台当时相当先进的由瑞士进口的大型红外摄像仪,这套设备带有很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对图象和数据进行在线的记录和处理,我们向与会者展示了实验中所记录的图象和数据,该系统的灵敏度可达到0.Ol度,我们所展示的计算机记录的数据便成了那些反对这些实验的人们“论文实验数据中温度精确到了0.01度,但在清华根本找不到一个室温能控制到这个水平的实验室”的根据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敬请赵南明、张洪林给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在那一家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中有这样的“数据。”至于“对照样品和实验样品在2000公里外相隔仅100米,连激光也难以准确分辨。退一步讲,如果真有此重大发现,也需经其他实验重复验证”诸如此类的话,尤其象“在2000公里外相隔仅100米,连激光也难以准确分辩”的说法，真很难相信张洪林和赵南明是对现代科学技术成就有所了解!
(四）“气功外气对工业微生物菌种诱变技术”的实验成功,是中国人在人体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我们对气功外气的科学实验研究不仅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反复、认真的论证,而且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还以最快的速度将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工业生产中可以应用的技术,这就是被我国工业微生物菌种研究的奠基人、中国国家菌种保藏委员会文任、 中科院方心芳院士和我国生物物理学研究的奠基人、中科院贝时璋院士命名为:由中国人首创的生物工程中的新技术“生物处理技术”“气功外气对工业微生物菌种的诱变和选育技术。“
多年来,清华的气功科学研究一直是在钱学森院士、贝时璋院士、赵忠尧院士、 方心芳院士、胡海昌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和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科技委主任张震寰等领导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发挥学术水平较高,学科比较齐备,高、精、尖大型分析仪器比较齐全的优势,组织了全校数十名教授、副教授、讲师历经数年、进行了几百次的多学科实验研究,‘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结构作用影响‘‘的实验终于获得了充分的证实。钱学森博士称该实验为‘世界首创’,‘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十年来‘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结构作用影响’的实验己为全国上百家科研、教学单位的数千名科研人员通过种种实验反复证实。
生物工程、遗传工程是一门当今十分热门的前沿课题。我们的工作证明:既然气功外气的作用可以对物质分子结构产生影响,那么气功外气是否可对携带遗传基因的生物大分子如DNA、RNA等产生影响呢?如果该设想被证实,则将从遗传基因的基础研究上证实气功外气对微生物的影响,因为人对微生物是没有心理暗示作用的。经过上百次的实验终于反复证实了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即气功外气对DNA、 RNA等携带遗传基因的生物大分子产生强烈的影响。
为了尽快地把气功外气可以对微生物的遗传特性产生影响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搬到工厂,将其转化成为一项工业生产技术,从1987年起清华大学的科技人员即着手‘气功外气对工业微生物菌种的诱变’影响的深入研究,特别从1989年起清华大学与我国微生物研究最权威的机构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及我国最大的制药厂家－－－中国华北制药厂,签署了合作进行”气功外气诱变工业微生物菌种科学实验“的合同,三个单位分别在合同上签字、盖章,以便一起在华北制药厂共同就青霉素球状菌、去甲基金霉素产生菌、灰色链霉素菌、土霉素产生菌等工业微生物菌种的诱变、选育进行实验研究。
“气功外气诱变工业微生物菌种”的科学实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中国华北制药厂,我们的实验证明:青霉素球状菌与生产菌株比较,效价提高10.2%(即生产能力提高10.2%)；去甲基金霉素产生菌效价提高18%；灰色链霉素菌效价提高 16%；土霉素产生菌效价提高14%。而如果使用常规物理、化学方法诱变选育达到如上的水平一般需要数年的时间。实验证明:该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物理、化学因子诱变方式,它具有处理定向性高、菌种生产能力正变几率大、菌体生长旺盛, 对已经传统方法处理饱和的菌种明显有效,使选育工作程序简化、周期缩短、具有 遗传稳定性、未发现对操作人员及环境有害等优点。 该项工作直接得到了我国工业微生物权威,中国国家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心芳教授以及我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教授的大力支持。贝时璋教授和方心芳教授亲自将该技术命名为“生物处理技术。”由方心芳院士、贝时璋院士、胡海昌院士以及另外五位教授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的评审书认为:“该方法是一种新型生物处理技术,属世界首创。对该方法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方法的推广应用必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该工作不仅是我国气功科学从基础研究走向工业应用的一次成功尝试,而且为气功的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必将大大拉动我国的气功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不仅如此,气功外气处理工业菌种方法研究的成功,也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技术、高技术的一种创举。这对于我国高技术的未来发展,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启示。
事实证明气功、传统中医、特异功能等人体科学是一门新型学科,它不是一部分人使用捏造事实进行攻击的方法就可以反对掉的。相反,对它的研究确实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理论和应用前景。但也正如钱学森博士所指出的:它是科学的珠穆朗玛峰,需要我们付出几代人的艰苦劳动和探索,而我们中国人目前无论在科学的实验研究亦或在方法论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我们中国人不应重复我们历史上曾多次犯过的错误,再次失去在一门前景广阔的新型学科上占据领先地位的大好时机了。
我们的工作从“气功外气对物质分子的作用影响”的发现到“气功外气对工业微生物菌种诱变、选育技术”的创造,从来都是一贯的严肃、认真的,否则不可能有“生物处理技术”的诞生。反对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那些人们由于别有用心、惧怕事实,从来不敢提及“生物处理技术”的创立及其科学实验的成功。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门新的学科的创立过程中伴随着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一件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指出:在中国的人体科学的创立过程中所伴随的学术争论中却出现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极少数的人打着辩论、 百家争鸣的幌子,却别有用心地使用捏造事实、造谣诬蔑甚至对他人的名誉进行攻击的方式把水搅混,达到混水摸鱼的目的。在这其中,张洪林就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正好要把张洪林攻击他人的一段话送给他自己,这句话就是:“科学是严肃的、老老实实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气功发展给只为捞取个人名利,将‘外气’波澜掀动到今天这种地步,给气功的声誉和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的极少数人记下很不光彩的一笔,并将永远地留在气功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