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劳动节之前，贾德•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的身份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他最近的两部作品是《自由和时间：宪政自治的理论》和《司法革命：美国宪法的结构》。前一本出版于2001年，在圈内颇受好评；后一本出版于2005年，刊行后数月间销量只有6本，其中4本是鲁本菲尔德教授的亲友掏腰包买的。
平心而论，这样的销量令人气馁，但对于一个以美国宪政为研究领域的学者来说，却也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学术本来就是少数人的事情，更何况是法学研究中最为艰深繁复的宪政理论。可是鲁本菲尔德教授却和一般学者不同。他的妻子蔡美儿（Amy Chua）也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2002年出版了《火焰上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纸风行，畅销数十万册，被《纽约时报》评为2003年十佳好书之一。今年7月，鲁本菲尔德在接受报纸《苏格兰人》专访时说：“我必须有一本畅销书才能抬起头来。”他坦承正是由于蔡美儿的激励，才会想到要写一部小说。
这场夫妻较劲的结果是，鲁本菲尔德经过几个月的笔耕，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行动的名义》（The Name of Action）。小说以弗洛伊德到美国访问讲学开始，紧接着描写了一个富于色情虐杀氛围的场景：在纽约的摩天大楼高处，有个年轻貌美的千金小姐正遭到歹徒的鞭打。隔日，另外一个上流社会的美少女娜拉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但侥幸逃生。这一系列案件惊动了当时的纽约市长乔治•麦克勒兰。娜拉幸免于难，但失去了声音；市长请了小说的主人翁扬格为她治疗。扬格从哈佛心理学系毕业，信奉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当时正在纽约接待弗洛伊德。于是，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扬格试图治疗娜拉的病症。与此同时，纽约市的验尸官胡格尔和警探利托莫尔也开始案件的侦查。小说分两条线，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叉推进，逐步剥开案件的真相。这是一部惊悚悬疑小说，其大量的史实和惊悚气氛类似卡勒伯•卡尔（Caleb Carr）的《精神医生》（The Alienist）；但它也涉及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普斯情结理论，文学色彩之浓较之《但丁俱乐部》（The Dante Club）未遑多让。鲁本菲尔德本人并不讳言受到卡尔和马修•珀尔的影响。
小说完稿之后，鲁本菲尔德找到了著名的文学代理人苏珊妮•格拉克。苏珊妮正好是卡勒伯•卡尔和马修•珀尔的代理人。看完书稿，她当即和鲁本菲尔德签下了协议，开始为这本小说寻找出版商。
于是，2005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美国老牌出版社Henry Holt & Company的执行总编约翰•斯特灵看到了这份草稿。54岁的斯特灵越看越觉得这本书非出不可，因为它属于近年来美国最火爆的历史惊悚类小说，复杂的人物、引人入胜的情节使其有可能成为下一本《达芬奇密码》——在美国本土售出逾2000万册的超级畅销书。
看中这本书的并非只有斯特灵。华纳图书（Warner Books）出价120万美元，但苏珊妮认为这本书将会在全球范围内畅销，自己保留了国际版权，打算只出售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的版权。斯特灵为了避免在拍卖会上和人竞价，答应了苏珊妮的条件，花80万美元的预付金买下这本书的北美出版发行权。这个数字创造了Henry Holt & Company的记录，即使在美国出版界，也是相当惊人的：《达芬奇密码》的预付稿酬也只有鲁本菲尔德这本书稿的一半。
斯特灵还承诺投入50万美元进行宣传和推广，包括在《出版商周刊》、《纽约时报》等重要媒体发布广告、花17000美元印刷1万册试读本、花1万美元打造这本书的官方网站等等。
斯特灵本人并非等闲之辈。他曾是美国当世文豪菲利普•罗斯的编辑，1998年执掌处于财政危机中的Henry Holt。上任之后，他和部分作者解除了出版协定，签了一些新的作者，专注于优秀的非虚构类图书。如今，Henry Holt每年出版大约150种图书，销售收入为约4500万美元。对于以非虚构类图书为主营业务的中型出版社来说，这样的规模是一个瓶颈，除非人员和财政上有较大的改善，否则很难取得突破。斯特灵希望通过出版这本书，能够正式进军虚构类图书市场，为Henry Holt的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
当年秋天，在正式签约之前，斯特灵约见了鲁本菲尔德。编辑过历史小说的他希望鲁本菲尔德对小说内容做出修改。原名《行动的名义》需要更改，因为斯特灵想要一个更具冲击力的名字。有些人物太过单薄。情节需要更加清晰。鲁本菲尔德答应了，并且，更重要的是，答应在短时间内修改完毕。双方预定于2006年9月6日出版此书。
与此同时，在2005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鲁本菲尔德这本依然叫《行动的名义》的书稿售出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翻译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参加此次书展的工作人员带回了这本书稿的电子文档。当年11月初，一份软盘交到了我手里。
当时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负责组建一个全新的旅游图书编辑部门，间或也申报图书选题。拿到打印出来的书稿，我立即被里面的故事吸引了，很快填了选题申报表。等到12月以3500美元的预付金购下简体中文翻译版权时，这本书已经卖掉了28个国家和地区的翻译版权，加上北美地区版权收入，这本125172个单词的书稿换来了180万美元的预付版税。
我负责的是旅游图书部门，不管其他题材图书的出版，所以买下版权之后，这本书交给了新文本编辑室。新文本最初找了一位蔡姓译者，但蔡老先生看了开头，似乎觉得太过色情，并不愿意翻译。2006年3月初，社里希望我来翻译这本书。
我本来就非常喜欢这本书，加上当时已经译完《追风筝的人》，手头只有一本科幻小说尚未译完，从时间上来说比较宽裕，便接了下来，开始翻译。
鲁本菲尔德文笔优美，在美国法学界素来享有盛名。但学术论文毕竟跟小说不同，他的行文固然极为流畅，但稍嫌艰涩，繁难句子甚多。幸好我念大学期间看了很多哲学类、社科类的书籍，翻译起来不太麻烦。唯一不认识的单词出现在书稿的第十四章，里面有一句话是“This guy solves a pump-and-jump for me. Hands me the poyp on a platter, who’s been paying the price ever since”。这句话是小说中的人物Becker向其他人介绍主角之一利托莫尔的，并不难理解，pump-and-jump是美国俚语，意思是“抢劫”。后面这个poyp却是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来是什么。从上下文推断，自然是“抢劫犯”的意思，但毕竟不能确定，只好写了email去询问作者本人。未几收到作者回信，信中说：
“Poyp根本就不是一个英文单词。贝克尔说的是perp，但他把它发成poyp了（因为他的纽约口音）。Perp也不是单词。它是perpetrator的简写，意思是犯罪的人。”
这封信证实了我的想法。唯一的问题解决掉之后，翻译进展很顺利，6月初交了译稿。交了译稿之后，责任编辑郑大民非常仔细地逐字审读。郑老师是有名望的翻译家，译过《苔丝》、《好伙伴》、《天使的指印》等书。他英文功底非常深厚，对后学也很是关怀提携。实际上，他当时距离退休只有3个月不到的时间，完全可以不责编这本书。但他一方面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一方面也希望我的译作能尽善尽美，以免为人诟病，不辞辛劳，短时间内把译稿编辑完毕，更正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有的是因为我翻译的时候疏忽看错了，有些是因为理解失当。郑老师巨细靡遗地考核订正，却一再跟我说他的意见只供参考。这让年轻气盛的我非常惭愧，也让我无论在英文理解能力上还是为人处世上都收获良多。
然而译稿尚未修改完毕，却接到Henry Holt传来的定稿，我乍看之下，不由傻眼了。非但书名变了（改成The Interpretation of Murder），文风、措词和情节也都变得大相径庭。和初稿相比，定稿行文变得更加通俗易读，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情节更是删改甚多，增加了两个中国人。平心而论，修改后的定稿确实比初稿要提高不少，但我却几乎要等于重译。
首先是很多跟历史事实有关的地方都做了更正，比如将“第42街”订正为“第24街”等；其次是增加了很多人物形象的描写，初稿人物形象非常薄弱，甚至没有交代主角利托莫尔的长相，但定稿则多了如下一段描写：
吉米•利托莫尔既不高也不矮，长得不难看，可也说不上非常英俊。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不是黑色的，也不是金色的，如果要说是什么颜色的话，更接近红色。他有一张典型的美国人脸孔，外向而友好，除了少数几个雀斑，没什么特别值得记住的。如果你在街上和他擦身而过，过后很可能想不起他来。然而，你可能会记住那乐呵呵的笑脸，还有那个他喜欢在平顶硬草帽之下系着的红色蝴蝶结。（《谋杀的解析》第29页）
情节方面，则缩减了胡格尔和哈里•索尔的故事，增加了钟胜（Chong Sing）和凌利昂（Ling Leon）。1909年，纽约唐人街发生了一宗命案，美国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艾尔茜•西格尔被发现死于一个大皮箱里面。案件震动了当时的纽约社会，纽约警察局关闭了半个唐人街，逮捕了数以百计的中国人，钟胜和凌利昂则是涉案的关键人物。这件事情影响极大，后来还曾被改编成戏剧《华埠皮箱迷云》。鲁本菲尔德将这个真实的故事拆开，天衣无缝地融合到《谋杀的解析》中去。
更大的改动是文风上的。正如前面说过的，初稿文风稍嫌艰涩，但定稿则流畅易读得多。如初稿第十四章有这么一个句子：“At the words ‘my girl,’ the shy Betty looked straight down at the floor. She couldn’t have been happier, except possibly if she hadn’t been in jail, deprived of food since morning, and crowded into a cell with women of dubious repute.”到了定稿则简洁得多，变成了：“At the words ‘my girl’, Betty looked down at the floor and smiled with embarrassment.”
看完定稿之后，我十分诧异于鲁本菲尔德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样的转变。后来才了解到，原来他的弟弟维克•鲁本菲尔德是美国有名的电视编剧，情节安排和文风措辞方面，自然受到了他兄弟的指点。我仔细比较了初稿和定稿的电子文档，发现几乎每个句子都有改动，简直等于要重头译过。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重译，而在于没有时间。
译完《谋杀的解析》初稿之后，我已经着手翻译美国著名小说家克莱夫•卡斯勒的小说《倒转地极》（Polar Shift），答应了责任编辑8月份交稿。整个7月份都在翻译这本厚达420余页的小说，7月29日译完之后，才开始修改《谋杀的解析》，此时留给我修改的时间只有20来天。
然而这20来天也不能专门用来修改译稿。当时译文出版社跟上海世博局合作《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书，中文书稿的编辑工作由我负责，必须在9月份之前交给加拿大一家出版社，由他们根据中文书稿出版英文版。凑巧的是，家母与舍妹原定8月初到上海探望我，行程、机票、酒店都安排好了，无法更改。于是我只好争分夺秒，百忙中抽空修改。8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白天陪同母亲和妹妹走览了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晚上则在酒店对着打印稿修改译文。第二个星期，她们回家之后，我白天上班，晚上修改。第三个星期到北京开会，部分译稿的修改是在去程的火车上、回程的飞机上完成的。到了8月21日，终于修改完毕。但时间所限，已经不能再请郑大民老师重新校订一遍了。我心下惴惴，自知这本书的翻译固然没有大的问题，但翻译过程如此，疏忽定然不免。只是小问题不影响大意和阅读，限于时间，也只好先行付梓。
9月6日，《谋杀的解析》英文版如期在美国上市，第一周上了《华尔街日报》排行榜的第11位，《纽约时报》精装本虚构类排行榜的第19位，但此后销售日见颓靡，终究未能如斯特灵所愿。到了10月底，全美市场只销售了不到5万本，相对于18.5万的首印数以及此前Henry Holt在宣传推广上的投入来说，简直是一场大溃败。
在我看来，《谋杀的解析》在美国的失败大抵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宣传周期过长，使书店对这本书产生了审美疲劳；其二是出书时间不对，选择在新书上市高峰的秋季出版，市面上同类题材的竞争对手太多；最后是前期宣传太过高调，导致读者预期过高，经受不起负面书评的打击。
Henry Holt自2005年法兰克福书展后，就不断放出风声，关于《谋杀的解析》的宣传广告不断，引起了发行商和零售商的关注。2006年5月美国书展期间，又放发了大量的试读本，被《纽约时报》选为当年秋季最值得期待的十本书之一。长达1年多的宣传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即发行商和书店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本书已经有足够的知名度，没有必要特别加以推销。相比之下，同样是2006年秋季出版的图书，《第十三个传说》（The Thirteenth Tale）由于在出版前一个月才开始宣传，得到了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的店员推销（hand sell）待遇，首发当天登上了《纽约时报》图书排行榜榜首，《今日美国》图书排行榜第5名，5天之内售出了15000本。而根据尼尔森图书销售监控机构（Bookscan）的数据，《谋杀的解析》在前19天只销售了12400本。
秋季是美国出版行业的旺季，大量图书都集中在9月到圣诞节之间出版。今年秋季美国出版界可谓精彩纷呈，光和《谋杀的解析》同类的图书，就有《黑夜的意义》（The Meaning of Night）、《无辜的人》（The Innocent Man）、《十三个月亮》（The Thirteen Moon）、《第十三个传说》等。而胜利属于《第十三个传说》和《无辜的人》，后者10月10日出版，不到两个星期即印了280万册。这些图书当然削弱了《谋杀的解析》的竞争力。如果Henry Holt选择在2006年5月份美国书展期间出版这本书，情况可能会完全两样。举个例子，《喂大象喝水》（Water for Elephants）5月26日出版，在9月份之前已经售出将近20万册。
斯特灵的出价说不上是孤注一掷，但高调宣传的策略却引起部分媒体的反感，自一开始，便不断有报刊文章质疑Henry Holt此举。不少报道直接称之为hype（过分夸大的宣传），图书出版之后，更是引来大量书评人的负面评价，影响了读者的选择。
极具戏剧性的是，9月20日，在美国出席联大会议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大肆抨击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电视上推荐了乔姆斯基的《霸权抑或生存：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当天这本书立即成为亚马逊网站最畅销图书，订单需求得加印5万本才能满足。而乔姆斯基在美国的出版社正好是Henry Holt，斯特灵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更重要的是，《谋杀的解析》尚未走到穷途末路的地步，Henry Holt期望能够通过出版平装本收复失地。这种想法并非一厢情愿，而是有先例可资借鉴。以《追风筝的人》为例，2003年6月出版了精装本，首印5万册反响平平，直到年底尚未售罄。2004年出版了平装本之后一夜走红，迄今在美国本土销量逾600万册。四面楚歌之中也传来了稍振人心的消息，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0月份购买了此书的电影改编权，等到电影上映，或能带动此书的热销。
或许正是由于在美国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作者鲁本菲尔德本人才会额外关注中文简体版的销售情况。他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一再强调如果有什么好消息，要及时让他知道。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文版的销售迄今也没有太大的业绩值得我写信告诉他。但作为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第一本真正和国外同步出版的小说，《谋杀的解析》对中国出版界的意义远远超过它本身。
2004年之前，除了个别财经类图书，翻译作品在国内市场并不火爆。《达芬奇密码》改变了这种情况，也改变了所有出版社的期待。自出版以来，《达芬奇密码》在国内销售将近200万册，雄踞各大图书排行榜将近两年，创下了近年出版界的奇迹。对于持续低迷的业界来说，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也让各大出版社对外国畅销书版权的争夺更加激烈起来。今年畅销的《追风筝的人》和《我的名字叫红》，进一步证实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同样能够有广大的市场。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国内出版界基本上能同步了解到国外的出版动态。对外国图书的版权争夺，也从图书出版之后提前到了正式出版之前。《谋杀的解析》对出版界的意义，正在于它及时地表征了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