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凌晨中国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人工胰岛素合成的重要贡献者，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去世了。最初媒体并没有多大反应，几天后媒体开始报道，并有一些悼念追忆性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不是赞赏邹先生的科学成就，而是对邹先生敢于说真话的作风和精神作了充分肯定。这引起了我的一些兴趣，有两点启发：

一，时下敢于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以至成为稀有现象，成为可贵的精神。这对一个社会来说，真不是什么好事情。如果一个社会讲真话的人少了，相反，也就意味着讲假话的人多了。但是奇怪的是，根据一般规律，讲假话（善意的谎言之类的日常细节中的“谎话”不在此列）通常需要付出成本。而且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一个人讲假话，它必须具备比较特殊的先天条件后后天的代价，他必须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否则不能讲假话，因为很快就会被人发现破绽，信誉破产。因此他必须牢牢记住所有说过的假话，保持话语逻辑真值表中的一致性。这种人生活太累了。我有时候也会说假话，因为有时候你不说假话会让周围人难堪。为了周围的人，你必须说假话。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讲假话的人多，讲真话的人少呢？这不是违背了上面的一般规律吗？这不是怪事吗？答案是，当一个社会讲假话的人多，而讲真话的人少的话，情况相反，讲真话的人却要付出代价，而大多数人讲假话，则无须付出个人代价。因为大家的假话代价相抵，互不盈亏。也就是说，大家都不会把别人的话当真话，因此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信誉破产者”。大家彼此彼此。

然而，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讲假话的比例超过讲真话，这个社会是无法按照正常规则运作的。必须另有规则才行。所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大家集体无意识地不在所有领域内都讲假话，而只在特定领域内讲假话，离开这个领域，还是要讲真话，否则社会必然崩溃。例如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在社会经济流通中，在一般性事务活动中，如果违背了语用学上的“质量准则”（说真话），社会交际就会失败，所有活动将无法正常进行。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某些领域内有着另外一些潜规则，用来代替常态规则。这些潜规则使得大多数讲假话的人无须付出代价，或许相反还能从中得益，而讲真话的人却要付出代价。因此讲真话的人便显得稀少而珍贵了。很明显，在这些领域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它颠覆了常态规则，取而代之的是反动的规则。

如果我们在“讲假话必须付出代价”的前提下继续作推论，并且假定我们的社会在某些领域内大部分人讲假话，个人之间的代价相抵，互不盈亏（互不信任，双方心知肚明，你说的话我不必当真），虽然个体之间讲假话互不吃亏，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整体，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其一，根据言语交际原则，说假话将导致交际失败。因此整体说假话所付出的代价更为严重的后果便是国家行政行为的失败。其集中表现为领导集团的政令无法得到彻底贯彻，所谓上令而下不效。任何下级或个人根据流行规则都不会把上级的指示当真话看待，或阳奉阴违，或敷衍应付，形式主义盛行。相反，谁天真地当真，谁说了真话，谁反而要付出吃亏的代价。邹承鲁先生为说真话付出了代价——遭到不少人的无端攻击；林昭和张志新说真话，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很多人因说真话遭到了打击和报复。由于说真话的人一再的遭受损失，导致更多的人趋利避害，其结果导致社会管理效率的严重低下，这是我们集体讲假话所付出的承重代价之一。

其二，整体说假话的社会在与其他正常社会进入国际性的社会流通领域后，就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以群体成本付出的，虽然这与个人无关，但是个人却很容易会因为整体信誉不良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因此，可能的情况便是，在国际上，别人可能承认你的个体信誉，但是你所在个全体或整体单位，其信誉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严重挑战，当然个人也因此会因为整体信誉的不佳而受累。比如，中国公民出国在许多国家海关所受到的超乎寻常的严厉检查，中国出访者或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不少国家所受到的莫名其妙的遭人（主要是陌生人）怀疑甚至轻视的待遇。这是我们集体讲假话所付出的更为沉重代价的一部分。

第二点启发，为什么邹承鲁敢于讲真话？我觉得，邹承鲁敢于讲真话毫不奇怪，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家，一位科学工作者。而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揭示对象的本来面貌。其研究对象是一个存在实体，其研究方法必须可操作，其研究结论必须可重复（检验），任何其他研究者有权利对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和挑战。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否则其研究就不可能是科学。因此，科学研究者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一定会养成“真实”的“习惯”，假定任何一项研究工作，其研究过程不可操作（玄虚，不可捉摸，便失去其真实性），立刻会因此而失去其他研究者对他研究的信任，假定其任何一项研究结论不可重复或验证，他研究的真实性也立刻会受到怀疑。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不可能允许哪怕一丁点儿的任何作假，任何作假的行为都将导致整个研究项目的失败。

因此，邹承鲁说真话毫不奇怪，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工作者。因此，一位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他一定会说真话。所以，我相信，凡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一定会说真话，这是他的本性所致。而一个不会说真话的科学工作者其研究工作也难以令人信服。当然，也存在一种现象（在中国可能是大部分现象），即，很多科学工作者是一种准人格分裂者，在专业研究工作中有着求真精神，而离开专业领域，则会有意识地放弃这一精神（多数情况或许是一种无奈）。这是否也比较可悲？

邹承鲁先生是一个人格完整的科学家，当然在常态环境下，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他的行为应该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本能所驱使的下意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