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快递 : 华新民：今年的诺贝尔奖引起的话题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5493
·华新民·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引起了我的几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年分享诺贝尔物理奖的马瑟博士（Ｊｏｈｎ Ｍａｔｈｅｒ）恰好是笔者工作所在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Ｇｏｄｄａ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Ｃｅｎｔｅｒ）的科学家。“诺奖年年发，今年到我家”，这给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多少带来一点“与有荣焉”的感觉，尽管得奖的科研成果是十年前就已经结束的一颗算不上大的卫星（ＣＯＢＥ）上得来的，参与该项目的人，包括马瑟本人，都已经转到别的项目多年。马瑟１９７４年到宇航局工作，从博士后当起，几十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是宇航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那种百万年薪聘来的已经成了名的主儿。而且这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成立近五十年来第一次有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奖，为此飞行中心组织了两次有关的活动。就在宣布得奖后的第二天，飞行中心开了一个热烈但说不上隆重的庆祝会。会开得没有什么“规格”，所有工作人员都受到了邀请，为了多容纳一些人，会场撤去了椅子，周围桌子上放了一些香槟之类的饮料和糕点，出席的人们都随意站着，没有各部门领导带队进场。除了飞行中心的主任，没有其他领导“莅临指导”，也没有宣读任何上级领导的贺信——大概根本没有什么贺信，网上只看到马利兰州的参议员给马瑟本人的一封贺信。马瑟进场的时候手里高举着一样小东西，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人人都须挂在胸前的出入证。想来他是用这个出入证来表达他对于飞行中心的感情，也表示他同大家一样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普通一员。事实也是这样，中心的官方网站上，马瑟的头衔是：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飞行中心观测宇宙学实验室的资深天体物理学家（Ｓｅｎｉｏｒ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连实验室主任都不是，更没有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尽管他是马利兰大学的兼职教授。会大约只开了一个小时。另外一次活动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了一场学术演讲会，据说是马瑟去斯德哥尔摩演讲的预演，包括答问，也是一个小时。除此之外，没有听说有别的庆祝活动了。
相对于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热衷，美国人的态度简直可以说近乎冷漠。有人说美国得诺贝尔奖的人多，所以人们习以为常。笔者觉得原因不是那么单纯，美国的诺贝尔得奖人虽然多，一生两次得奖的人总不会多吧？查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网页，在诺贝尔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在科学领域里两次得奖的人只有三人：法国的居里夫人（波兰裔），英国的桑格和美国的巴丁。就是这个约翰．巴丁（Ｊｏｈｎ Ｂａｒｄｅｅｎ，１９０８－１９９１），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因为发明晶体管和建立低温超导理论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两次诺奖得主（分别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７２年），有一段轶事足可令国人开眼：他老人家喜欢打高尔夫球，一位多年的球友，有一次问他：“约翰，你老兄是吃哪一行饭的？”——您看，美国人对于这样一位“国宝”级科学家竟然如此“有眼无珠”，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入了美国籍的李远哲和杨振宁回到祖国后会感到无比温暖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说美国科学技术发达，是因为政府和人民重视，这种说法未必准确。由于国力强大，美国科研经费固然是比别国多，但政府为了节约财政支出而砍掉科研经费的事也时常发生，美国人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经常把科学挂在嘴上，中小学生的科学和数学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于下游，甚至有众多的人反对在学校中教授进化论，也不把许多诺贝尔奖得主联署的公开信放在眼里，一直闹到最高法院。笔者根据这些年在美国的观察，觉得科学和科学家在美国其实是属于边缘化的职业和人物，上面举的巴丁教授的遭遇便是一例。政府对于科学，与其说是重视，不如说是宽容与不干涉。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反而给了科学家一个相对少受世事干扰的工作环境，使科学家能够比较沉稳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据说，中国当局现在开始重视整治中国学术腐败问题。笔者认为，学术腐败根子在于学术界在政治经济等外界因素干扰下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使这些非学术因素退出学术领域才是整治学术腐败之根本措施。
今年马瑟同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斯穆特共同得奖的原因是他们对于宇宙背景辐射的精密测量。外行人也许不知道，因为宇宙背景辐射问题而颁发诺贝尔奖，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发给最初发现宇宙背景辐射的彭齐亚斯（Ａｒｎｏ Ａ．Ｐｅｎｚｉａｓ）和威尔逊（Ｒｏｂｅｒｔ Ｗ．Ｗｉｌｓｏｎ）。比起马瑟和斯穆特的工作，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工作更富有戏剧性，因为马瑟和斯穆特是利用专门设计制造的卫星设备有目的地测量背景辐射，而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则是在并不知道宇宙中有这样的辐射存在的情况下发现了它，因而带有“误打误撞”的偶然性，是值得重提的一段科学佳话。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话题。
这个话题也许应当从介绍一点宇宙演化理论的历史说起。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初提出广义相对论时，发现他由此建立的引力场方程数学上没有稳定的解，这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是动态的，要么收缩，要么膨胀。这样的结果今天看起来容易理解，因为在宇宙这样大的尺度上起作用的力只有引力，没有别的力量与之抗衡。就好比一颗抛在空中的石头一样，在地球引力场中，它要么上升，要么下落，不可能停留在空中。不过在当时，动态的宇宙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永恒的星空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以致连爱因斯坦这样不受成见束缚的人都觉得难以接受，于是他给他的方程加了一个常数项来强迫宇宙稳定下来。只是后来，经过若干学者的工作，如二十年代苏联的弗里得曼（Ａ．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等人，以及天文学方面的发现，爱因斯坦才意识到：膨胀其实是我们宇宙的真实的现状，自己当初加的常数项实在是多此一举，爱因斯坦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天文学发现中最重要的是１９２９年美国的天文学家哈勃（Ｅｄｗｉｎ Ｈｕｂｂｌｅ）根据对大量遥远的银河系外的星系的观测，发现他们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即所谓的河外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而且远去的速度正比于它们同我们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宇宙处于膨胀之中才会有的现象，这就为宇宙膨胀提供了最初的明确证据。既然宇宙一直是在膨胀着，那么追溯到当初，它一定起始于一个点，是一次爆炸开始了今天仍在继续着的膨胀，就好比一颗在空中上升的石头可以追溯到最初被抛的那一刻，这就是所谓的“大爆炸”宇宙论。虽然如此，“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共识并没有轻易退出人们的头脑，仍然有一些学者不相信宇宙起始于一次爆炸，他们根据各种不同的物理上的原理，甚至不惜创造新的理论来解释哈勃看到的红移现象，这些理论被人们统称为稳恒态宇宙论。“大爆炸”和稳恒态理论双方都有一些有地位的学者支持，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流亡美国的苏联科学家伽莫夫（Ｇ．Ｇａｍｏｗ）和他的合作者阿尔弗（Ｒ．Ａｌｐｈｅｒ）和贝特（Ｈ．Ｂｅｔｈｅ）从研究中认识到，如果大爆炸理论是正确的话，早期的宇宙应当是处于高密度状态，并且为极高温度的辐射所充斥。那么除了哈勃看到的膨胀之外，今天的宇宙中应当还残留着这种辐射。根据他们的计算，经过几十亿年（现在比较公认的估计是１３０亿年）的膨胀和冷却，当年那无际的光焰到如今已经只剩微微一丝暖气了——降到了绝对温度５度，也就是摄氏零下２６８度！这种辐射同当初一样仍然充斥环宇，我们的地球当然也沐浴在这种余晖之中，它应当来自所有的方向，因而称为宇宙背景辐射。１９４８年，他们在一篇题为“宇宙中元素之起源”的论文中发表了研究的结果，这样，他们就为大爆炸理论提出了一个可以证伪的预言——如果能找到这样的辐射，将是对大爆炸理论的极有力的证明，可以把稳恒态宇宙论逼进无法自圆其说的绝境。反之，那就说明大爆炸理论经不住观测的验证。
不过要测量这样的辐射谈何容易！绝对温度为５度的热辐射属于微波波段，测量这样低温的辐射困难之一是要排除掉各种可能的干扰，否则这些干扰产生的噪音足以把要测量的微弱信号掩盖掉。过了将近二十年，这样的不寻常测量设备才在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制造出来，它是一个长达六米的喇叭形天线，喇叭形状可以保证它朝向天空时屏蔽掉来自地面的噪音干扰。接收器的主要部件——波导管的一端则完全浸没在近于绝对零度的液态氦中，这就把测量部件本身的温度降到接近绝对零度（摄氏零下２７３度），使得仪器和线路自身的热运动产生的噪音降到最小。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测量伽莫夫等人预言的宇宙背景辐射而研制的。事实上，伽莫夫等人的想法已经为世人遗忘。更何况，一个电话公司的实验室，是不会花钱去搜寻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的。宇宙背景辐射的发现者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是射电天文学家，贝尔实验室雇用他们是为了研究来自太空的各种无线电干扰以改进无线电通讯，他们二人也完全不知道十几年前伽莫夫等人的研究工作。然而“歪打正着”，这样一台仪器却正是捕捉伽莫夫辐射的理想设备。
当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１９６４年春着手用它来进行测量时，便发现了在微波段有一些出乎预料的噪音，而且显然不是由地球大气产生的，因为大气产生的噪音应当同大气的厚度，从而也同喇叭天线的指向有关，而这些无法排除的噪音却同方向无关。不仅如此，它也不随着日夜和季节的变迁而变化。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为了排除这些无法理解的噪音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甚至怀疑鸽子在喇叭天线内留下的粪便是这些噪音的元凶，因而在１９６５年初把天线拆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不能消除这神秘的噪音。正在山穷水尽之际，彭齐亚斯转辗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皮博尔斯（Ｐ．Ｐｅｅｂｌｅｓ）不久前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早期宇宙应当留下一些残余的辐射，它应该大约相当于绝对温度１０度左右，于是决定打电话去问个究竟。原来皮博尔斯正在普林斯顿教授迪基（Ｒ．Ｄｉｃｋｅ）领导下研究宇宙早期是否有残余的辐射留下的问题，十几年前伽莫夫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连物理学教授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又重新进行了一遍类似的推导，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只是关于残留辐射的温度有点出入。他们甚至已经建造了一台低噪音的天线，着手去测量这种辐射。然而这边的实验还没有做完，皮博尔斯就接到了彭齐亚斯打来 的电话，得知贝尔实验室那边测量到了一种神秘的噪音，经过讨论，他们一致得出结论，这挥之不去的噪音正是普林斯顿的研究组打算要寻找的辐射。他们决定同时向《天体物理学杂志》投送两篇论文。一篇由贝尔实验室的人执笔，宣布他们的发现；一篇由普林斯顿的研究组撰写，从宇宙学的角度解读这一发现。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给他们的文章起了一的非常不起眼的标题：“４０８０兆赫处额外天线温度的测量”。他们在文中只是报告了对于天空噪音温度的测量同预期值不相符，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对这一结果作任何宇宙学意义的解释。只是说，本期中另一篇由迪基、皮博尔斯等人撰写的文章对此额外的温度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然而可以说，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稳恒态宇宙学就每况愈下、愈来愈没有市场了。十三年后，这篇“无心插柳”之作为他们带来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普林斯顿的研究组虽然是“有意栽花”，可惜晚了一步，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同样令人惋惜甚至不平的是，四十年代最初提出宇宙背景辐射预言的阿尔弗当时仍然健在，他是伽莫夫的研究生，也是那篇先是被人忽略而后来又声名大噪的论文的主要作者，竟然也被诺奖委员会所忽略。
然而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只测量了一个频率４０８０兆赫处的辐射强度，还不能说已经证明了那一定是当年大爆炸的遗迹。要进一步证明它确实是宇宙背景辐射，必须证明它是一种热辐射。证明的办法是测量它的整个光谱，以确定它具有热辐射特有的光谱——黑体辐射谱。而要得到整个光谱，就要测量在较大频率范围内的辐射强度，这在地面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地球的大气把很大一部分频率处的微波辐射吸收掉了，只有到大气层外面才能进行完整的光谱测量。因此马瑟和斯穆特等人在七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用卫星把测量仪器送到大气层外的建议，这就是美国宇航局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ＣＯＢＥ）的来历。经过十几年的研制，克服了许多财政和技术上的困难，包括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失事造成的发射延迟，卫星终于在１９８９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天。结果很快就送下来了，它的头九分钟的结果就毫无疑义地表明宇宙背景辐射确实是一种热辐射。当马瑟在１９９０年一月的美国天文学会会议上展示根据这一结果绘制的图线时，他受到了出席会议的人全体起立致敬，人们看到了科学史上理论预言同实验结果罕见的完美吻合。ＣＯＢＥ的研究人员还根据所得到的光谱确定了宇宙背景辐射的精确温度是绝对温标２．７２５度。ＣＯＢＥ卫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研究宇宙背景辐射的“各向异性”，也就是测量它在各个方向上的细微变化。他们发现，宇宙背景辐射在各个方向上确实如预言的那样非常均匀，变化只有十万分之一。不过不要忽略了这细微的差别，它反映了宇宙在生成后不久的婴儿时期物质和能量分布的微小涨落，是我们的宇宙得以在日后发育出星系团，银河系、太阳系、地球这样一系列的结构的“胚胎”。可以说没有这种不均匀性，就不会有我们人类今天生存、繁衍的家园。所以，中国人熟悉的英国科学家霍金将ＣＯＢＥ卫星的发现称为“即使不是人类历史上，至少也是本（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它的颁奖公告中说：马瑟和斯穆特的工作标志着宇宙学开始成为一门精密科学。
然而这门科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中国时，却被认为是一门“伪科学”。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三个话题——现代宇宙学在中国的遭遇。
文革前的中国，宇宙学——研究宇宙而竟然成为一门学问，多数人闻所未闻。关于什么是宇宙、它有什么性质这样的问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都已经准备好了现成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１９４９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不承认宇宙学是一门科学，把英文中的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
我们还是从１９６５年说起。这一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观测宣布了宇宙背景辐射的存在，使得大爆炸宇宙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同一年，七亿中国人民正在伟大领袖带领下，一步步走向另一类“大爆炸”——“精神原子弹”的大爆炸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六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所有的科学刊物，普及的和专业的，都不再刊载科学的文章，而是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几个月后干脆全部停刊，科学完全让位给了“革命”。如果说还有一点跟科学有关的事物，那就是在１９６８年，文化革命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北京出现了一个“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关于这个学习班，纽约市立大学的胡大年教授在其《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中，有详细的回顾：“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于是，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的教师，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相对论是他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典型代表。因此，这个学习班也被人们简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１９６９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按照陈伯达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开始，他们主要的批判对象是相对论中的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等，同广义相对论密切相关的宇宙论，无论大爆炸还是稳恒态，还不在他们的批判视野内，很可能是因为根本没有听说过。第一次在批判中提到相对论中的宇宙理论，是在中国科学院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的一次会议上。那是一次奉陈伯达之命召开的特别会议，邀请一些科学家来审查由“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预定在１９７０年１月《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出席会议的有“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吴有训、周培源和钱学森等。据《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记载，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这是记录在案的中国最早的对于爱因斯坦的宇宙理论的批判言论。
至于那篇“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撰写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则没有通过审查，因为众多科学家都持不赞成态度，包括何祚庥也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该文后来只能刊登在一份名为《相对论讨论》的刊物上。这是１９７０年在陈伯达的推动下，中科院成立的“相对论批判办公室”负责出版的刊物。该刊物的第一期还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说，“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说“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这个“上海理科批判组”是当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汇报记者、复旦大学的物理、哲学、历史教员组成，经常用“李柯”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上海人做事比起北京来更有“专业性”，他们动员物理系的教授翻译外文资料，为他们的批判提供靶子。他们把相对论的宇宙论扣上“形而上学”的帽子，看来已经从国外的资料中嗅到了一些可以作文章的材料。
１９７０年八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批判而垮台，他支持的北京的批判相对论运动从此消退下去，那个学习班的有些成员开始了对相对论的研究甚至转而为相对论辩护，这些人被“上海市理科革命批判组”视为“叛徒”。上海人的后台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庐山会议大获全胜，他们从此成了批判相对论的主力，直到“四人帮”垮台为止。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出版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是一本叫做《物理》的杂志。１９７２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１９７３年初至１９７６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３０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１９７５）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请读者注意，也就在差不多的时间，１９７２到１９７６年，正当中国的几个小人物为宇宙学在中国的学术园地中争取一席之地并受到无情围剿的时候，ＣＯＢＥ卫星由马瑟和斯穆特等人头脑中的设想发展为美国宇航局的一个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成功实施，使得宇宙学成长为一门精密的实验科学。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在华国锋执政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宇宙学的争论。这一次是由钱学森的一次讲课引起的。当时党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请科学家进中南海给他们讲课。第一讲是介绍国际科学技术的新进展，由当时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御前侍讲”。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谈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致函《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它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为宇宙学辩诬。不用说，《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在纳闷，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从钱学森的经历看，它不可能不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的，发现了河外星系红移规律的哈勃终生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这座天文台就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帕萨迪纳镇，而钱学森从事教学研究的加州理工学院也在帕萨迪纳，他们两人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近在咫尺。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洛杉矶市的发展，城市灯光影响到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观察，当时的台长决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建立帕洛玛天文台来安装更大的望远镜，而帕洛玛天文台正是由加州理工学院所拥有和管理的，四十年代，钱学森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当教授，所以他和哈勃应该有过同事关系。文革中那些年轻人或许不知道哈勃的工作，他老先生明知道哈勃的工作却还要把宇宙膨胀说成“伪科学”，让人费解。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前面提到的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的审查“相对论批判”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那次会议上，他和周培源、吴有训、竺可祯等其他老海归一样，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持谨慎态度，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不过他在发言中也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有一些当时流行的套话，但看来并不是全是，而是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的迷信使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众所周知，后来在八十年代，钱学森支持过对“耳朵认字”等特异人体功能的研究，在某些人士眼里，颇有提倡“伪科学”嫌疑。他既然认为特异人体功能也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加以研究的，为什么宇宙不可以？而要给宇宙学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呢？还是说，他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本文的读者中，有心而又有条件者，也许可以趁他老先生尚未辞世之前，帮助我们澄清这个问题。
笔者附记：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今年由上海科教出版社出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作者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出版社对书中内容作了删改，如上述关于大爆炸宇宙论的争论双方的姓名，本文引用的是未经删改的原文。看来，中国的学术，要排除政治等因素的干扰，以有一说一的态度面对事实——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自然界的事实，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除了胡著以外，本文写作时还参考了下列著作：
１）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２）Ｇ．Ｌ．Ｔｒｉｇｇ，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中文译本：“二十世纪物理学的重要实验”，华新民、杨顺华等译，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 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