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第二党校’之称的人民大学决定开办国学学院，培养国学专业的学生，此举意味深远。

朱熹在<大学集注>言，学有大学、小学之分:‘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以现代中国看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与百家众技之流’等现代大学之专业，皆宜归入古之小学，而政府党校则类于古之大学。

古之大学之道，即孔孟儒学之道，向为传统中国社会所宗奉。自西人远来，现代化之兴起，至文化大革命，传统几乎消亡殆尽。然而，孔孟儒学其学不存，而儒学所规范下的传统社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却潜存于百姓日用之间。

对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阐述，即施特劳斯所谓政治哲学的政制，正是大学之义。只是从广义来看，正如君主制之外还存在民主制，也存在着与孔孟之道有别的‘政制’，古之所谓小道，异端。孟子即明言，‘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因之距杨墨而接续儒学之道统。

杨墨之道在中国不著，在西方则得到充分的发育演化而为今日新杨墨之学，在中国尤以新杨(自由主义)为著。关于自由主义，施特劳斯曾言，我们也许无法分辨两座高山，然而对于高山与小丘还是可以做到的。

而施氏所言的那两座高山，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给出了自己的选择，‘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也成为中国人的历史抉择，而天地人文的儒家政制遂因此而源远流长。

施氏曾评价施密特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反对自由主义，而ccp也是在天地人文的儒家政制框架内反对儒学，其变革实质是地之有文的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王*从宪法的序言中读出‘天命’二字，实是一大贡献。而蒋庆先生提出的三院制的儒家政治架构也和现实相吻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类似民院，中央委员会类似元老院(senate，又译参议院)，政协则类似通儒院。

当今之儒学在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提出后，面目一新，然道统未明，而(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儒学当以‘距斥新杨墨’为己任，而ccp对新杨墨亦与此同，从而将斯宾洛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党校的小道统纳入儒学之大道统，重建大儒学(其间转承结合涉及另一问题，此不赘)。

修齐治平的儒学在君主制时代，作为维持社会生活秩序意识形态一面，常为人所诟病，其实乃是对儒学之误解。而在民主制时代，确立儒学之道统，则如‘从道不从君’一样，儒学也必定是‘从道不从民’，正是对劣质民主以及民粹的最好制衡。

从近乎消亡的传统中走出的国学热，到当今国学学院的成立，昭示的是历史的曲折，也预示着从小学化的大学(国学专业)到真正意义上的儒学的复归。

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