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写的一篇读书笔记，供没看过《文明的进程》的朋友参考。
个人与社会之间
——评《文明的进程》
诺贝特•埃利亚斯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也堪称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本文并不试图对埃利亚斯际遇坎坷的一生作传记式的阐述，也不试图对其整个思想体系作探究，而仅想对《文明的进程》进行解读。
一、“文明”和“文化”的对立
埃利亚斯在其第一章中探究了德国和法国对“文明”的理解及评价的差异。在法国，文明的概念表达了某种民族的自我意识及较高的技术水准、礼仪规范、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而在德国，思想、艺术、宗教、科学等范畴则倾向于用“文化”来表达；文明指的仅是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显然，法国“文明”的概念和德国“文化”的概念所指称的范畴有很大的交集。但埃利亚斯指出“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而德语中的文化，就它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它指的是另一种倾向，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埃利亚斯，1998，P63）法国文明的概念和德国文化的内涵之间的差异还在于“文明”强调是的是人类共同的或者应该共同的东西，“文化”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征。“如果说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那么文化则表现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埃利亚斯，1999，P63）
埃利亚斯从措辞学（Rhetoric）的角度探讨了法国“文明”概念和德国“文化”概念的歧异后，即从两个概念形成的背景阐释了产生歧异的起源。起初的德国并没有像法国般较早地形成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而仍是由各封建采邑组成的松散的组织。贵族与市民间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和生活不富裕形成了严格的社会区别。等级差别的客观存在、市民阶层对等级差别的认同及渴望进入上层使得中等阶层不得不面对并学会上层的繁文缛节和表面的敷衍应酬。与此同时，只有极少数像歌德一样的幸运者才能进入宫廷贵族的生活圈子，大部分出身于正在上升的中等阶层的优秀儿子被摈弃于此一圈子之外；尽管他们才华横溢、思想敏锐。埃利亚斯透过十八世纪下半叶发生于德国的文学运动揭示了当时德国社会市民阶层和宫廷贵族截然相反的社会观和审美观。在德国，文明一词首先是指人的行为和举止，指人的社会状况，他们的起居、交际、语言、衣着等。文化并不直接指人的本身，而是指人们所取得的成就。文明已成为贵族证明自身血统和维护自身特权与社会存在的手段。上层宫廷贵族的封闭和渴求进入上层并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市民间由是产生了“存在价值”和“成就价值”观点的格格不入，并最终导致了德国“文明”同“文化”的对立。与德国相比，法国较早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法国在国外进行殖民扩张，在国内推广宫廷贵族礼仪。宫廷贵族同化其它阶层的倾向明显不同于德国宫廷贵族与其它阶层的对立。法国因为有统一且强大的上层，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出类拔萃的人物较早地被宫廷社会圈子所容纳。
埃利亚斯指出：“早在十八世纪，至少是市民阶层的上层人物与宫廷贵族之间在习俗方面就没有明显的区别了。”（埃利亚斯，1998，P99）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将法国贵族排挤在政治职务之外，市民阶层很早参与了统治和管理，甚至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市民阶层进入宫廷使得不同社会地位成员间持续的、密切的接触成为现实。也使他们自身得到了较强的政治训练。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之争及由此引发的法国改革运动显示，法国的市民阶层已在政治上起作用了；而这正是德国市民阶层所缺乏的。在德国，分散的封建采邑使贵族牢牢地掌握了政治权力，市民阶层则相对弱小。“中等阶层和贵族之间的隔阂很深。两者之间的社会交际活动极少，习俗方面的差别非常明显，相互间的等级差别和紧张关系却长期没能在政治上得到反映。”（埃利亚斯，1998，P101）法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君主专制使市民阶层上升到足以与贵族抗衡的地位，并产生了频繁的接触，生活习俗日趋同一。埃利亚斯在此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社会建制的不同造成不同社会内部阶层有所差别。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深刻影响到“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
二、文明的定义及其心理发生
综观《文明的进程》全书，我们发现埃利亚斯所研究的文明并非法国意义上的文明，而是在德语中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文明”。也即是说，埃氏所要研究的乃是与一定社会结构及由此结构所决定的和人们的心理结构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以及此种行为方式如何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由于将文明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埃利亚斯认为“文明”与“不文明”的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像善与恶那样的对立，它们是同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不用阶段。并且由于文明的进程既没有零点，也仍在继续，“文明”的含义就获得了一种相对性：“我们现在的行为以及我们这一阶段的文明很有可能会使我们的后人感到羞愧，就像我们的前人的行为有时会使我们产生羞愧的情感一样。”（埃利亚斯，1998，P129）埃利亚斯在第一章中通过德法两国文明和文化概念上的差别揭示了社会结构对文明的影响。
在第二章，埃利亚斯引用大量的历史素材演示和解释了社会结构究竟是如何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施加压力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埃利亚斯没有在社会结构与人们的行为方式之间直接地建立起映像，而是引入了人们的心理结构，将之作为前两者之间变动的桥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实证的社会学家们仍倾向于用社会现象去解释社会现象。埃利亚斯早年就读于海德堡大学的经历让他受到韦伯兄弟的影响甚深。可他既不全然否定迪尔凯姆的方法，也不盲目地服从韦伯的观点，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了一道属于他自己的路：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的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直接的，必需通过对个人的研究才能科学地认识此一联系；个人的行动及意愿对社会现象的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有必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心理机制。如果把埃米尔•迪尔凯姆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视作两道独立的方程的话，则埃利亚斯的方法论无疑是一组丢番图方程组。社会结构与心理结构是其中一道方程的两个变量，心理结构和人的行为方式是另外一道方程的两个变量。正如埃利亚斯本身也承认的，这一方法论受到佛洛伊德学派的启发是十分明显的。（埃利亚斯，1998，P353）
埃利亚斯引用了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一本名为《男孩子的礼貌教育》的小册子和其它有关中世纪礼仪的书籍回顾了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中世纪人们的行为主要依靠冲动的情绪和本能来主宰；人们可以突发地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受约束。吃饭时用脏兮兮的手去抓，在盛放面包的公用盘子上乱翻，啃过的骨头到处乱扔、甚至放回到公用的盘上，吃饭时用桌布来擤鼻涕，请别人喝自己喝剩的汤，边吃饭边掏耳朵、挖鼻孔和擦眼睛，把痰吐到餐桌上，用餐刀剔牙，就餐时睡觉等行为在当时屡见不鲜。埃利亚斯指出，人们的这些行为是由于他们极少对自己的本能和冲动进行约束，而这种心理结构源于人们相互间并不存在足以对行为产生强制的依赖关系。那时的宫廷已产生了宫廷礼仪。宫廷礼仪主要是为上流社会，为那些宫廷骑士所制定的。世俗上层借宫廷礼仪来表达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情感特征，并以其与上述农夫的行为的不同来维持他们与下层社会地位的不同。
据埃拉斯穆斯、卡托、塔斯霍伊泽、齐尔克拉里亚、代德金德、德拉•卡萨、卡克斯顿、邦维奇诺•达•里瓦等众多中世纪的作家有关礼仪的著作，宫廷礼仪已就日常生活各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例如饮酒前必须把嘴唇擦干净，咳嗽和打喷嚏时转过身去，不能用舌头去添手指，不能把痰吐在桌子上等。“但是就餐行为的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社会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部分。就餐行为的水准总是与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埃利亚斯，1998，P141）
上层与下层社会的差别究竟如何导致就餐行为的差别呢？埃利亚斯指出，这是由于羞愧与难堪的水准，也即人们的心理结构引起的。上层之所以要采用“文明”的就餐方式，原因在于下层那些“不文明”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难堪与羞耻。上面已经提到，世俗上层借宫廷礼仪表达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情感特征，类似于下层的行为则被看成是下层的特征。因而当贵族产生或看到“不文明”的行为时，往往会将其和下层联系起来，并感到难堪。出于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眷恋和对降入下层的恐惧，上层的行为开始区别于下层。文明的进程迈出一大步。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骑士阶层的没落，市民阶层的日渐崛起，世俗上层的宫廷贵族由于实施了更广泛的暴力独占而变得更加强大，社会处于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近代的社会结构尚未确立的过渡阶段，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难堪与羞耻的界限进一步前移。此一时期，人们的就餐行为显然比过去更加“文明”了：吃饭时必须用餐巾、盘子、刀、匙、叉，并且要等最有身份的人摊开餐巾后其它人才能摊开自己的餐巾；不能用餐巾擦脸和牙齿；不能把刀一直握在手里，而是要用时才拿；不能用刀尖挑东西送到嘴里等等。并且已经开始禁止将整头的动物抬到餐桌上切割的行为。社会各阶层的接触日见密切，不同生活群体的生活模式开始互相渗透，起初主要地是由上层向下层渗透。上层对体力暴力的独占使得市民阶层对其产生了强烈的依赖，这种依赖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则是下层的行为趋同于上层。于是，原先由上层意识到的难堪水准通过相应的社会戒律表达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强制。上面提到当时就餐时使用餐巾的情况实质上是等级社会形成的等级观念的反映。“一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风俗习惯——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适应了现时社会的水准，并对它形成了条件反射的缘故——整个社会必须逐步地费力地使之固定下来。”（埃利亚斯，1998，P142）当难堪与羞耻转化为一种社会强制的时候，文明的进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当社会进入专制主义时期，也就是个别封建领主对暴力和税务的私人独占转变成君主专制的公共独占时期，社会结构又明显地不同于中世纪漫长的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基于税务独占的暴力独占给和平提供了可能，社会各阶层间产生了高度的相互依赖性。等级森严的贵族阶层在这时又是一个必须为他人服务并依赖于他人的阶层。市民阶层的依赖性不同于贵族，但却更加严重、更加带有强制性。由于社会职能分工、市场、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和这种流动性对他人依赖度的提高，使得人们更加直接地去压制、调节自身的情感和本能欲望。如裸露、擤鼻涕、吐痰、卧室行为、性生活等方面的举止越来越私密化。社会通过社会强制制造的恐惧感逐步严格地压制人们的本能。有些举止被视为不文明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是对人的不尊重，而且是由于这些举止会使人们产生难堪、害怕、羞耻和内疚的感觉。社会强制终于变为自我强制，社会所希望的行为变为人的潜意识，变为人们自愿的行为。攻击欲的转变也同样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暴力独占使战争不再是人们必需时刻准备的事，和平的社会环境让骑士贵族成为宫廷贵族。
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第一卷中向我们描述了在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背后作用的心理机制的变化过程：首先是世俗上层出于对自身地位的眷恋形成了对下层行为方式的难堪和羞耻感；其次是世俗上层将这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前移的难堪和羞耻感变成了社会强制，迫使下层接受；最后是随着人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各阶层相互依赖性的提高，上层施加于下层的有关难堪和羞耻感的社会强制变成了自我强制；文明的进程获得其现代意义。关于引起心理机制变化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埃利亚斯在第一卷中仅是略微提及，具体的细节和过程则留在第二卷中加以详细的论述。
三、从封建到专制：西方文明的发生
切不可将《文明的进程》两卷分开单独地看，而应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否则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第一卷谈论的是西方文明的心理发生，第二卷谈论的是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事实上，埃利亚斯虽然在标题上作出貌似上述的区分，但它们的内容是紧密相连的，都试图揭示文明与社会结构、人们的心理结构相调适的过程。我们看到，在第一卷中，埃利亚斯在论证文明的心理发生的时候不忘提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我们还将看到，在第二卷里面，作者是怎样紧密把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心理结构随之而来的变化结合在一起。
埃利亚斯笔下的封建化机制是区别于国家的。他首先从查理大帝通过不断征伐所建立的庞大帝国说起。查理大帝生前尚能藉其在征战中确立的威权更换那些企图背叛他的封建领主，但到了虔诚者路易时，那些受查理大帝分封的爵位和领地已经开始世袭。中央领主业已无力抑止其统治区内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倾向，最终导致中央领主的地位随着实际统治区域的减少而日趋弱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埃利亚斯认为这与封建机制本身有关。
在自然经济站主导地位的中世纪早期，整个社会的最大财富就是土地。中央领主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但限于其时的交通水平和其它技术原因，他没有亲自管理大量土地的能力。同时，那些跟随他四处征战的功臣希望得到一定的赏赐。当货币和财宝相当缺乏的时候，土地无疑是最被希望得到的赏赐物。于是中央领主将其占有的土地分成若干采邑，连同一些爵号分给其亲信。随着中央领主威望下降和外来侵略或对外战争的减少，各封建领主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离心倾向。原先统一的帝国逐渐分裂成各个世袭的王国；同时由于各地间的经济不存在任何依赖关系，王国相互依赖性极小，或甚至没有。埃利亚斯指出，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中世纪早期人们较少约束自身情绪的冲动的本能的社会原因。只有在整个帝国面临战争时，中央领主才能恢复其权威。倘若在对外战争中获胜，中央领主便重又掌握了分配土地的权力；若战争失败，则意味着整个帝国的解体。各王国之间并非相安无事，出于获得更多土地的欲望，各封建领主相互征战。
封建领主间的张力使骑士阶层获得了一个崛起的机会：领主们在战争中必需依靠骑士的作战能力。作为对骑士的慰抚及奖励，领主们别无选择地将土地分封给为其效劳的骑士。骑士在其领地形成的庄园经济仍属于自然经济，各庄园间依赖基础也十分薄弱，但骑士与领主间已初步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也不例外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结构。人们仍是较少约束情绪的冲动和本能，但已由于骑士阶层的出现而在上层间形成了一种微弱的抑止，宫廷礼仪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低下使土地虽然经过从中央领主到封建领主再从封建领主再到骑士阶层的两次分封过程，还是足以满足生活在其上的人们的需要。可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流通的土地分封制度很快就碰到了麻烦：人口的增速大大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开始处于不敷所求的短缺境地。人口的增速与当时人们较少抑制自己的本能有关。在历史记载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着八个、十个乃至更多儿子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埃利亚斯，1999，P65）或许一代领主或骑士将土地分封给同样为数众多的儿子时尚显宽裕，但当他们的儿子要将土地再分封给同样为数众多的孙子时就捉襟见肘了。土地的短缺激发了获得更多土地的欲求，不仅是封建领主和骑士，中央领主也不时渴望得到更多可用以分封的土地以维护他们的威权。
埃利亚斯认为，当时的社会获得土地的途径只有两个：一是向内开垦荒地；二是向外扩张。“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仅是保持其社会存在就要求同时扩大其社会存在。”（埃利亚斯，1999，P169）“社会一旦存在，就要凝聚和确保整个的社会。”（埃利亚斯，1999，P191）对外及对内征战成了各领主维护其社会地位的 唯一手段。长期频繁的战争使人们的攻击欲得到极大的发挥，人与人间的关系也比较简单，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八世纪和九世纪的民族大迁移加剧了封建机制下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凯尔特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先后从其原初居住地向欧洲中心地区涌入。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十字军东征。社会内部紧张状态不仅表现于对土地和面包的渴求，而且对整个人的心灵也是一种动力。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西方第一次扩张和殖民运动的特殊形式。欧洲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局面：“欧洲不再有自由空间，已经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可供使用的土地。”（埃利亚斯，1999，P39）向西是英吉利海峡和辽阔的大西洋；向东则是难以逾越的阿尔卑斯山，欧洲的封建领主们只能在欧洲内部进行争夺。
民族大迁移使市民阶层作为不同于农奴、佃户和骑士、领主的另一个阶层慢慢壮大；民族大迁移还与十字军东征一起带来了人口过剩，产生了大量无人身自由或只有半人身自由的无产者。社会关系的链条又增长了一环。市民阶层的上升带来了货币经济，大量农奴由于土地的短缺而离开土地，成了正在形成了手工业者聚居区的资源；而这些聚居区逐渐形成于位置优越的地主庄园周围，成了正在形成了城市的资源。人口密度升高、货币经济发展首先使市民阶层及无产或稍有资产的手工业者的人际交往大大增加。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运输手段的发展使地区间的交往也渐渐增加，依赖关系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初步发展。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造成了骑士阶层的没落。各封建领主在不断竞争中出现了独占的态势，即某一封建主最终取得了对其他领主的绝对优势。同时由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取得独占地位的领主以不同于查理大帝的的方式将独占保持下去，即依靠税务独占完成了暴力独占。至此，封建社会宣告结束，社会进入了由贵族、市民阶层、农民、农奴组成的专制社会。
埃利亚斯认为，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的转变使人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此两种不同的社会的转变使后者的社会结构明显不同于前者。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货币因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持续贬值；封建领主的生活由是每况愈下，不得不转而寻求其它能使其保持贵族的荣耀与生活水准的出路。此时的专制君主因为实行了税务独占，掌握了大量足以供养各封建领主的货币。出于抑制社会离心力的需要，也出于凸显自己社会地位的需要，专制君主亟需将封建领主变成一批为其服务的宫廷贵族。于是一部分封建领主便完成了向宫廷贵族的转变，另一部分则留在其领地成为贫穷的佩剑贵族。骑士阶层在专制君主业已完成暴力独占的时代毫无存在的意义，在货币贬值的浪潮中向其它阶层转变。
市民阶层不仅经济上强大，专制君主也需要他们来抗衡贵族的力量，于是进入了政治圈子。宫廷贵族与市民阶层的得宠都依赖于君主的垂青及他们之间因对方存在而形成的张力。这种依赖关系在心理结构上也得到了反映。人们越来越注意他人的感受，对自己情绪的冲动和本能由对他人的依赖关系产生的社会强制加以压制。人们的攻击欲在暴力独占后出现的和平空间逐渐减弱。社会地位获得稳固和提升的机会不再来自战争，而是来自社交活动中的举止的得体及君主的垂青。因而人们越来越注意交往中的细节，人们的心理越来越细腻化。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越深，自身利益的获得与人际关系的相关程度就越高；人们对情绪冲动和本能的抑制由社会强制最终变为自我强制。
埃利亚斯以其《文明的进程》第二卷中的大部分篇幅演示了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即人们的心理结构究竟是怎样随着社会从封建向专制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心理结构的变化有怎样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至于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中出现的趋势，对已经发生的文明的进程的一些总结，在第二卷最后一部分《文明论纲》中得到详述。
四、概观与展望：文明的未来
埃利亚斯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源自职能分工的发展及随着职能分工发展的人的行动链条的复杂化。埃利亚斯从心理分析学派的角度入手，认为人总是有向上的欲望。“凡是众多的人问着同样的机遇而奋斗，需求超过了满足需求的机遇，不管对机遇的支配权是否为人独占，就会出现竞争的局面。”（埃利亚斯，1999，P167）需求和机遇的不一导致了竞争的出现，而竞争的结果是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分化，职能分工由是愈益复杂。职能分工复杂化使行动链条越来越长，人们的社会交际网络越来越复杂，并且每一个人越来越依赖由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职能分工形成的这种行动链条和社会网络。竞争本身优胜劣汰的达尔文式的特点，给竞争带来了另一个结果是：集中或垄断的出现。埃利亚斯并没有把垄断和竞争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垄断是对竞争机会的支配。整个社会变迁的进程在埃利亚斯看来，就是各社会阶层在相互竞争中形成越来越复杂和紧密的依赖关系，各阶层之间的张力最终促使垄断产生。社会越向前发展，职能分工越复杂，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就越复杂。于是在各种各样的依赖关系张力系统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垄断；最终这些各种各样的垄断又势必在竞争中形成更高层次的垄断。
但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却是没有计划的，仅是在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间形成。“改变作为整体来说，是没有计划的，可其完成并非没有一定之规。”（埃利亚斯，1999，P251）“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埃利亚斯，1999，P252）埃利亚斯认为，正是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行程，也正是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形成了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规律。
千万不可将这些规律和历史进程本身等同，也不可将之和我们称之为自然的规律相等同，而应从这种秩序本身的变化去认识。埃利亚斯认为整个社会变迁的本质是社会阶层内部及社会阶层间关系与力量的转换。必须指出，埃利亚斯是反对那些认为文明或社会的进程是单线式的观点的。相互交织的秩序（社会网络或者行动链条）虽然对于人们来说带有强制性，但这种网络还是让组成它的人有着用武之地。我们或能把握发展的大方向，但由于相互依存网络的复杂性而难以对其准确预言。文明的进程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虽则总体是摇摇摆摆向前挺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不能用单方面的因果来解释，而是来自于各种关系的相互制约。即使对社会的进程进行长时间、远距离的观察，它仍然不是单线式的。当短时间地预言社会进程时，单线式发展的观点尤其错误。
至于心理结构的变化，埃利亚斯也指出其趋向：社会强制导致自我强制，社会强制日益复杂使自我强制不断发展，不同阶层间心理的反差在缩小，种类却在扩大。心理结构的变化是紧密跟随社会结构的变化的。职能分工的不断分化，关系网络日趋复杂，人们间的相互依赖的张力引起的社会强制不断发展，接着导致了人们的自我强制也在不断扩展。埃利亚斯引用了弗洛伊德创造的术语，将上述趋势概括成：本我受到持续的自我强制，自我逐渐远离本我而接近超我，超我则由于社会关系网络愈益复杂而始终与本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埃利亚斯指出要正确认识人们的心理结构，既不能从本我出发，也不能从基于自我或者超我，而应从三者的关系入手。因为“意识变得那么不具有本能渗透性了，本能则变得不那么具有意识渗透性了。”
对本能的抑制实际上也就是人们行为方式心理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心理化的前提是人们出于对他人的依赖而在行为上变得瞻前顾后。埃利亚斯举了圣西门的一段评论和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细腻的心理描写为例。“理性化是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安全系数的提高为前提的。”（埃利亚斯，1999，P351）生活水平和安全系数的提高使人们更多地考虑行动的后果并且由于不同的行动导向不同的结局，这就逼使他们在行动之前权衡可能出现的后果，理性化也就开始了。而且社会各阶层相互交往的频仍促使了不同阶层间的行动模式相互渗透。“行为方式不仅是自上向下地传播，而且，随着社会重心的转移，也会自下向上地传播。”（埃利亚斯，1999，P349）于是不同的阶层间的心理反差逐渐缩小。
如果说中世纪早期下层在就餐时挖鼻孔仅会使上层感到难堪的话，今天任何人在公众场合做出这一动作都会使所有阶层的成员感到难堪。与这样的心理结构变化相适应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则如前所述，朝心理化和理性化的方向行进。建基于对过去社会进程的概括上，埃利亚斯令人敬佩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预言了今日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进程。埃氏认为，国家组织独占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业已走到尽头。相反，“这些国家在张力的压力下，在使得我们整个社会充满着斗争和危机运动的机制下，处于愈益严重的对抗之中。”（埃利亚斯，1999，P344）正如任何一个有着不断增长的竞争张力，而没有中心独占的平衡系统一样，这些竞争的国家所取得的平衡是不稳定的。它们不可避免地会拉长行动链条，并使之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构成这种平衡系统的根本张力轴心的强大国家，也会在一种持续不断的螺旋式的运动中，为扩大和加强其实力地位而相互斗争。”（埃利亚斯，1999，P344）这种斗争只有当产生了更高层次的垄断中心之后才会停息。埃利亚斯还指出，推动全球化的既非经济的原因，也非政治的原因而是两者共同产生的特殊的紧张状态。在新量级的统治单位产生的过程，心理结构也像过去一样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即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宽容。随着时代的振荡和各阶层的融合，某些阶层的行为密码逐渐失效，某些阶层的密码则被广为接受，但总的趋势是各阶层的行为模式重新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埃利亚斯认为，只有人际紧张关系和人际网络矛盾得到疏解之后，个人的心灵才能达到最佳均衡状态，即幸福和自由。埃利亚斯认为这只能在出现新量级的也就是全球的统治中心后才能成为现实。而全球化的进程在上世纪30年代远未开始，迄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也远未结束，因而埃利亚斯只能说：“文明尚未结束，它还在形成之中。”
五、面向一种进程的社会学
《文明的进程》继承十九世纪社会学家关注长期历史进程的传统，而不同于二十世纪的将社会过程简化为社会状态的主流思想。但埃利亚斯没有忽略从孔德到迪尔凯姆，从马克思到霍布豪斯等人的缺点。埃利亚斯指出，由于上述社会学家各自代表了其所属的处于上升的阶层，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把“人们的希望，即把社会进步和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理想与在实际间观察到的情况混在一起当作事实。”（埃利亚斯，1998，P26）他在书中明显地回避了这一错误。他的观点也不与当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学思想相同。“二十世纪关于不变的社会体系的社会模式也把人们的希望，即把民族的各部分所组成的协调的整体这样一种理想与在实际中所观察到的情况混淆起来作为事实。”（埃利亚斯，1998，P26）埃利亚斯认为两者的核心就是把存在与应该、把对事实的分析与对标准的假设混为一谈。
《文明的进程》第一个贡献便是把社会进程重新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并强调用关系分析的方式深入探究研究对象，把对对象的期望与对象本身分离开来。埃利亚斯正因为《文明的进程》一书被视为突破社会理论中久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先驱。他既不同意社会唯名论，也不同意社会唯实论。在他看来，“个人与社会不是指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指同一个人不同的，但却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埃利亚斯，1998，P9）埃利亚斯由是和皮埃尔•布迪厄、安东尼•吉登斯一道成为建构主义的倡导者。
《文明的进程》给人们带来启发的还在与书中采用的研究方法——相互依赖性分析法。以往的社会学家也承认社会现象之间存在联系，揭示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正确认识社会现象的前提。但他们倾向与认为存在社会现象间的关系是因果的。相互依赖性的观念使我们摆脱了对社会进程过于简单化的单线条的因果解释观点，即A导致B的模式。埃利亚斯认为事物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这给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多因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恰当的方法论。
《文明的进程》一书也有着不少缺陷。首先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从中产生的文明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没有普适性；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以其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情况时。埃利亚斯认为：“只要是自然经济关系在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那就几乎没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埃利亚斯，1998，P31）这在西方的背景下是相当正确的，但中国的历史恰恰否定了这一点。原因在于埃利亚斯并没有注意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多所起的作用，或许注意到，但由于韦伯那本备受争议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刻意回避了。埃利亚斯指出，社会强制的产生乃是文明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社会强制往往表现为法律、道德、礼仪等。埃氏所旁征博引的书籍正是文化在文明的进程中起到应有作用的铁证。甚至埃利亚斯也提到了宗教的的作用，虽然十字军东征本质是对土地的渴求，但“这样的远征如没有教会的控制，没有对圣地的信仰，而径直地往圣地出发，那是不可想象的。”（埃利亚斯，1999，P45）
《文明的进程》第二个缺点是过分强调了垄断的作用，看不到人们处于垄断状态下意识形态的冲突。埃利亚斯认为垄断的形成会使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深，而且垄断本身并不排斥竞争，反而使竞争更稳定。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和行动的持续接触无助于消除意识形态的差别。南斯拉夫联盟的日趋没落便是一个例证；甚至发达如加拿大，魁北克也以该地说法语为由要求独立。同时，当竞争者与垄断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垄断者能够轻易地支配其所掌握的竞争机会使竞争者受损，竞争之受垄断左右并非仅是得到更稳定的环境。“因为他赋予历史运动的长时段、整体和假使的统一以优越性，所以他对历史变化中的异质、对不规则、对不连续和矛盾的敏感性差一点。”（柯尔库夫，2000，P31-32）必须指出的是，埃利亚斯对“新量级”的垄断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是寄予厚望的，或许从他这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近来大兴冷战思维，企图以一系列包括发展NMD在内的手段确立其全球霸权。
在《文明的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相互依赖性方法也颇有可议之处。尽管埃利亚斯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线因果论和社会进化论，“他仍然没有彻底避开进化论的陷阱，倾向于把人类的历史运动还原为单向的和单一维度的。”（柯尔库夫，2000，P31）在本文前四部分中我们看到，埃利亚斯是如何不厌其详地论证社会结构导致人们心理结构的变化，进而促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变化。但他没有提到包括心理结构和行为结构在内的个人结构如何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其它一些小节，如在谈到中世纪后期货币贬值导致骑士阶层没落的时候，埃利亚斯没有说到货币地租的兴起，以及大量从新大陆涌入的黄金白银对欧洲货币流通的影响。
当然，“因为著述者不是其作品的唯一作者，一部著作同样是其著述者处身的主导社会所提供的创作模式的产物。”（Harisman，2000）随着时代的嬗变，知识的累加，任何一部尽管起初多么伟大的著作总会呈现或多或少的错误。但《文明的进程》给我们的意义与启发并不在其具体内容，而在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与视角。或许该书尽多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对社会进程的关注及其有待完善的相互依赖性分析方法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无疑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书目：
1． 埃利亚斯，诺贝特，《文明的进程》卷一，三联出版社，1998
2． 埃利亚斯，诺贝特，《文明的进程》卷二，三联出版社，1999
3． 袁志英，《诺贝特•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
（附《文明的进程》卷二后），三联出版社，1999
4． 柯尔库夫,菲利普, 《新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 Harisman，Robert，《学问寻绎的措辞学与专业学者》
（载《社会科学的措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001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