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领导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领导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领导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