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2006年9月22日 星期五

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等了几分钟，这里应该是洪晃推荐的粤菜馆所在之处，我们约好在这里吃午餐。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那儿就没这家餐厅，是吧？”她笑道，声音里有一丝郁闷，这家餐厅是她旗下杂志——中国版Time Out《乐》——的城市生活指南编辑向她推荐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家餐厅究竟是拆迁了，还是从来就不存在。毕竟，在当今的中国，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由于时间紧迫，我们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办法，约好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St Regis Hotel)见面，就在马路对面的使馆区。

“中国的奥普拉”？过誉还是低估？

洪晃有时被称作中国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这种描述对她既是一种过誉，也是一种低估。她在自己办的城市吃喝玩乐指南杂志上，有一个读者来信专栏；还有一个网络博客，提供有些大胆挑逗的建议——至少按中国标准衡量是这样；品种不断增加的杂志；以及一档电视节目——所有这些都精明地利用了她的张扬个性。

但她既不具备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高的收入。洪晃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出于其它原因：她的直言不讳——在中国，公共场合的严格自律适用于多数话题——和政治出身。

洪晃的母亲曾担任毛泽东和来访美国政要的翻译，有一小段时间，还当过毛泽东的英语教师。她的继父曾担任中国外交部长。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普通中国人还不可能出国旅行的时候，洪晃已经前往美国就读高中，后来毕业于纽约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获得政治学学位。在中国，这种政治关系可以带来特权，同时，正如她后来发现的，也会带来那么一点危险。

中国真是个儿童的天堂！

近几个月，45岁的洪晃还领养了一个婴儿，这让我们俩人在步入北京国际俱乐部时不禁在想：中国真是个儿童的天堂！在北京，如果你带着孩子去餐馆或酒店，迎接你的不会是西方国家侍者那种冰冷的“铁板”面孔。“中国的好处是相当随便，”她表示。“没那么多必须遵守的礼仪，尽管他们正在表面上创造这些东西。”

我提醒她，为中国满怀抱负的雅皮士一族提供礼仪方面的指导，如今是她自己办的那些杂志的主题之一。是的，她笑道。“否则你怎么去卖所有那些奢侈品呢？你在中国只需要筷子。有了这两根棍子，就可以吃饭。可你如何去卖那些餐具和黄油刀呢？

落座之后，我请她解释一下中国奢侈品消费呈爆炸式增长这种矛盾的现象——在这个国家，炫耀财富可能招致怀疑和嫉妒，更不用说，在不时出现的反腐败运动中，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关注。

“中国人希望向一些人展示（自己的财富），而向另外一些人隐瞒财富。他们希望向税务机构隐瞒财富，但绝对希望展示给其它所有的人，”她表示。

“中国人非常看重面子”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方面，非常看重面子。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希望有面子。我们希望人们真正认可我们的成就。但从本质上说，中国人都想玩点阴谋。他们不愿亮出底牌，而总是希望隐瞒一些东西。”

洪晃自己几乎毫无保留，这种个性为她赢得了人们所熟知的媒体标签：“越界”。“中国人觉得我越界，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越界。我认为在西方没人会觉得我越界，” 她表示。“我受的是这种美国教育，因此有些事我会想当然，比如说，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女人，就不能谈论性的问题。我从没想到在中国这会引发众怒。”但你现在肯定认识到了吧？“没错，”她微笑着说。“我在学着呢。”

我们两个都不觉得菜单很“越界”。她点了海南鸡饭，我要的是川味麻辣鸡胸——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属于常见的中式食物，更别说在中国国内了。

中国教条：处处为他人考虑，唯独自己除外

洪晃的坦率往往会让她的听众（多数是女性）分为两派。有些人鄙视她，但她说，多数人还是觉得她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一直是“处处要为他人考虑，唯独排除自己”。这不会适用于像她这样有着坚强母亲的人吧？洪晃觉得，事实上正是由于她长期不在母亲身边，才让她变得那么独立，而且缺乏某些中国人传统的缄默。这正是让她母亲担心的地方，她仍住在北京。

“她知道我口无遮拦，”洪晃表示。“我记得，在我的书（《我的非正常生活》 (My Abnormal Life as a Publisher)）出版后，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他们拍摄的一段内容涉及我的男朋友，或者说是伴侣，或随便你怎么称呼。主持人问道：‘你们结婚了吗？’我们说：‘没有。’我妈妈简直吓坏了。她的意思是，你不懂，你不能到媒体上去说，你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但说实话，我从未想到有什么问题。”

她母亲总会看到事情的“负面”，这是在毛时代一次又一次可怕政治运动中养成的本能。毛去世后，上世纪70年代末她一度遭到软禁，但挺了过来。洪晃从未见过毛泽东。她表示，当毛泽东放弃学英语时，她很高兴。“对我妈妈来说，那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尝试教一位80岁的独裁者说英语。”

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这个角度而言，她认为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依然是一党制。“我们从毛泽东这种帝王式人物的时代，走到了今天，人们已习惯于每五年有一次政府换届。这不是一场政变；不是一位领袖从天而降，宣布改朝换代。那曾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每次改朝换代，人们都会看到流血事件或是阴谋。”

我惊奇地发现，即使是洪晃，对于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她抱怨称，直到现在，在海外的时候，还有人问她是如何从中国脱身的。“哦，”她回答时故意装傻，“你申请一本护照，排好长好长时间的队申请美国签证，然后买张机票。”

洪晃表示，她的杂志以生活方式为核心内容，因此不太受中国审查制度的影响。她表示：“你的确必须和（审查人员）有所协商，就像我们当初创办一个同性恋栏目时那样。我们不得不改变对同性恋的成见。”她明确表示，我们不应对“外在改变”抱有过高期望。在她看来，中国没有这种DNA，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华文明没有这种DNA。“很多（限制）源自于文化因素。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非常困难。”

如今，洪晃不是从政治层面识别这些趋势，而是从自己为旗下媒体所做的市场研究。她发现，在很多方面，人们并不保守。她说，当你对人群分类后就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就越认为政府应对他们负责任；越年轻的人，则越不关心这些。“很多富人不在乎政府。他们担心的是穷人绑架他们的孩子。四、五年前，他们的担心来自于政策方面，如税收。我可以把自己的钱带出国吗？现在这是犯罪。这是一个财富范畴的问题。”

法制挺管用

吃到一半的时候，从邻桌走过来一位法国媒体高管，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来确认下周的约会。原来，他的公司刚刚挖走了洪晃手下的一位编辑，却没有意识到合同里有一条非竞争条款。他离开后，洪晃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式的法制正好在中国派上用场。“很简单。只须花钱买断她的合同。”

不过，让她担心的并非编辑人员的流失，而是消费者特征变化的速度。“人们改变得如此迅速，当你刚刚完成一项研究——可能需要8个月，然后对结果进行整理分析，然后出版的时候，人们已经转而关注下一件事了。”

名人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名人受到礼遇，直到读者发现了“小报”的神奇效果。

“现在你可以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离婚、如何闹绯闻的，还有关于诉讼和私生子的报道，”她表示。“6年前，这些你都不能报道，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当时国家还觉得自己是名人们的主人。”

“现在的情况则好像是国家说了：‘我们必须来一些可以取悦大众、缓和大众情绪的弹药——一种令人感觉良好的因素。那就拿他们开刀吧！’”

媒体新概念

洪晃表示，向读者提供服务——我估计其中包括让名人们名声扫地——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媒体自出现以来，从不对读者负责。他们先是对政府负责，后来伟大的商业化时代来了，人们争相投身其中，对广告商负责。”

“媒体工作者终于将迎来激动人心的时代。继景观、建筑和住宅等发生实质变化之后，我认为将出现文化方面的变化。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有意思的阶段——改变人们的思想。”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奇特的奥威尔式(Orwellian)结尾，但在此之后，我们俩都不知道该如何让谈话继续下去。于是我们买单离去。

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景苑咖啡厅

1份海南鸡饭

1份川味麻辣鸡胸

1瓶Perrier矿泉水

1杯可口可乐

2杯咖啡

总计：352.5元人民币

译者/牛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