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与农业的发明ZT文史杂志2005年5期
[重构] 于 2005-11-04 10:23:11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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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与农业的发明ZT文史杂志2005年5期
田鼠：烈山氏（炎帝）发现农作物的参与者
老鼠和烈山氏（炎帝）共同发明了农业
关于农业的发明，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人类的人口不断增加，从狩猎和采集中获得的食物，不能满足需要。由于采集来的植物中的种子，无意间掉在地上，长出了新的植株，人们得到启发，逐渐开始有意地种植这些植物，久而久之，就发明了农业。
上述来自专家学者的观点，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而仅仅是推测，却让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信以为真。不过，如果认真推敲的话，这种观点却存在着细节不清，以及未能解释的许多疑问。例如，古人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多为浆果（山里红、酸枣、柿子等野果）、坚果（野核桃、榛子、松子等）和野菜，人类从这类种子发芽得到启发，只能够促成果树种植业，并不能够形成农业（粮油类种植业）。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人类在远古时期也会采集狗尾巴草之类的种子充饥（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你见过猴子吃草籽吗？），但是狗尾巴草的种子落在地上，仍然是只能长出狗尾巴草，而这样它们就不可能直接被人类看上眼，从而持之以恒地将其选育成产量更高、口味更好的粮食作物来。
那么，人类究竟是如何发明农业的呢？笔者愿意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人类发明农业的过程有鼠类动物帮的忙。具体到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可以说老鼠和炎帝共同发明了农业，或者说田鼠是烈山氏发现农作物的参与者（有一部分田鼠后来迁徙到人类的居住地，成为老鼠）。其实，野兽帮助人的例子很多，例如狼帮助人类发明了畜牧业（帮助人类的狼由此也就变成了牧羊犬）。
在中华民族古老的记忆里，是炎帝发明了农业，因此他又被尊称为神农；由于他是通过放火烧山的技术途径，才发明了农业，因此他又被称之为烈山氏。由于炎帝在发明农业的过程中，筛选了大量的植物，从而又发明了草药，并被称为医药之祖，见《淮南子·修务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用文字记录炎帝发明农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国语·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
此外，晋代学者王嘉《拾遗记》卷一记有：“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所谓九穗禾，古人又称嘉禾（多穗禾），即我国北方的黍，因为只有这种农作物是多穗的，它的特点是耐旱，成熟期短（一百天），可长期储存。《本草纲目》：“黍乃稷之黏者，有赤、白、黄、黑数种。”今天北方人称之为黄米，性黏，可酿酒、作黏糕。
丹雀有可能即精卫鸟，系炎帝部落联盟中的女娃部落的图腾，所谓“丹雀衔九穗禾”，表明女娃部落的图腾鸟，对农业的发明有贡献。在古老的年代，女娃部落曾迁徙到我国北方东部沿海地区，后因海平面上升海岸线西进（7400年前西侵至太行山脚，今日京广铁路线一带），家园被海水淹没，被迫又退回到太行山漳水流域（参阅全彩绘大画册《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有迹象表明，导致先夏时期大洪水的气候变迁，很可能与人类刀耕火种发明农业有关，参阅笔者《农业起源初期的温室效应，导致传说时代的大洪水》一文。
接下来的问题是，丹雀又是如何得到九穗禾的呢？众所周知，许多鸟类都以浆果和草籽为食，它们未消化掉的浆果种子和草籽，有可能传播的其它地方。但是，鸟类的这种食性，对这些植物的选育作用是非常缓慢的，人类不大可能从中受到启发而发明农业。而且，鸟类很少有储存食物的习性，因此它们传播种子通常是在夏秋季节，而不是在春季。再说，鸟类带来种子，与放火烧山导致的农业发明过程亦无必然的联系。
有鉴于此，笔者推测，所谓丹雀衔来的九穗禾，是从老鼠洞里得到的（《山海经》记有鸟鼠同穴山，表明某些鸟类会从老鼠洞找食物）；以丹雀为图腾的女娃部落，从中得到启发，开始有目的地从老鼠洞里获得食物（这种行为多发生在春季缺少食物时）。也就是说，人类先偷了老鼠的口粮，此后老鼠才开始偷人类的粮食。由于老鼠能够传播疾病，因此所谓炎帝“一日而遇七十毒”记录的远古信息，也包括这方面的经历。
我们知道，许多动物都有储存过冬食物的技能。其中，尤以老鼠（田鼠）特别喜欢在秋季储存植物草籽（包括野黍、野粟、野菽等野谷类的种籽）为过冬食物。每到秋季，老鼠们就忙碌起来，一只老鼠抱着草籽多的草穗躺在地上，另一只老鼠拖着该老鼠的尾巴往洞里拉；一个秋收季节下来，许多老鼠背上的毛都会被磨秃。
老鼠的上述快乐生活，人类很长时间并不在意。这是因为，老鼠（包括兔类、獾类）生活在草丛中，而自然界还有许多大型野兽可供人类捕猎。直到有一天，肥美的大个野兽，越来越少，人类为了捕猎到它们，开始采用火攻围猎法，即根据风向和地形，从某个地方放火烧山，把野兽赶出，然后在相反的地方，埋设好包围圈进行围猎。
这种放火烧山进行围猎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春天的北方地区。一是春季食物少，人们需要捕到猎物；二是北方气候相对干燥，而春季更干燥，因此火容易点燃起来。
那么，放火围猎与老鼠洞和农业发明，又有什么干系呢？这里涉及到目的与效应问题。放火烧山的目的是围猎，它的副效应之一却是把放火区里的自然植被更新，副效应之二则是把老鼠洞暴露在人的视野之下便于人类从中找出草籽类食物（由于草籽颗粒较小，会散落许多在地里）。
经过放火烧山的地方，原本杂草丛生的植物群落，绝大多数的植物品种基本都被烧死了，土地重新变成了处女地，等待着接纳新的种子。与此同时，老鼠在洞里储存的草籽，却躲过了人类放的山火，在雨水的滋润下破土而生。那些躲避火灾的老鼠，由于大火烧掉了遗留在田野上作为路线标志的气味，它们通常都找不到原来的窝，因此储存的草籽也就被留了下来。此外，也会有一些草籽谷物被火烤熟或被老鼠洞里的水汽蒸熟，并散发出迷人的谷香，我们的祖先由此学会了熟食植物。
有必要指出的是，老鼠在度过漫漫长冬时，先吃掉的是那些不够成熟的草籽，以及那些颗粒不够饱满的草籽。因此，老鼠在春天留下而没有来得及吃掉的草籽，基本上都是颗粒饱满的草籽。也就是说，在人类放火烧山行为和老鼠藏草籽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对那些长穗结籽的野生谷类的自然选择。年复一年，这些长穗的野生谷类，它们的籽粒越来越饱满，它们在被放火烧山后的田野里的分布密度也越来越高。直到有一天，人类不再满足仅仅从老鼠洞里获取老鼠储存的口粮，转而在秋季自己直接收获这些草类的草籽谷物为食物时，农业便被人类发明了。
在上述农业发明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就是炎帝之子“柱”。熟悉我国文明史的人都知道，先夏时代的古人早就习惯用职务或工具命名人（包括氏族）的名称。因此，“柱”应当是一种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的工具。
对此，有人将“柱”解释为“点种棒”（见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出的文化片“寻找炎帝遗迹”，2003年12月6日），即一个名叫柱的人发明了点种棒这种工具。具体使用方法是用一根木棒在泥土上扎一个小洞，放进一二粒种子，用脚踩一下，就算完成了播种，这种方法至今仍然在一些偏远地区使用。不过，在笔者看来，最早的“柱”，实际上是一根探测棒，它被用来寻找老鼠洞，以便从中获取老鼠储存的食物，以后它才逐渐演化成为点种棒。
在我国农业技术发明过程中，还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其中就有叔均。《山海经·大荒西经》记有：“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应为妻，见《经典图读山海经》）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所谓“叔均”的“叔”，一般可以理解为排行第二。不过，古代典籍经常同音字相替换，因此“叔均”也可能原本是“菽均”。如果是这样，那么“菽均”的意思就是“均匀地播种菽类作物”。显然，这是农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老鼠洞不会是平均分布的，老鼠洞里储存的种子也就不可能均匀地生长在田地里，必须有人工的干预。
一般来说，在老鼠洞里储存的草类种籽，不可能是单一品种。有趣的是，在汉语里，我国许多古老的粮食作物，它们的发音都与“鼠”相同，例如“黍”（黄米）、“粟”（小米）、“菽”（豆类）。其它能够种植的作物“薯”、“蔬”、“荼”的发音也与“鼠”相同或相近，它们分别代表地下、地上、树叶类可食植物，而且加工熟食的方法也称之为“煮”，收藏食物也称之为“储”。显然，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当初都是从老鼠洞里储存的种籽里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品种。
此外，鼠和兔，属于非常接近的动物，人类可能也从兔类（包括猴类等）的生活习俗，学到了采集野菜，并且从鼠洞和野兔窝里获得野菜种子，并逐渐将其改成人工栽培的蔬菜，因此我们祖先把能够吃的植物叶茎和块根，也通通称为“蔬”。
或许，我们祖先最早从老鼠洞里培育的农作物是黍，因此古人对黍有着特别的崇敬，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以黍为度量衡标准。例如，古人以百粒黍相累为长度标准，称为黍尺（长端相累为纵黍尺，横向相累为横黍尺，通常使用纵黍尺）。此外，黍米亦被古人用作容器标准，60粒一圭，4圭一撮，10撮一升。不过，据老版本《辞海》，酒器受三升曰黍，《吕氏春秋·权动》称“操黍酒而进之”。有趣的是，黍尺又被作为定音律的标准，《汉书·律历志》：“度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巨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据说，只有以山西高平一带出产的黍，定出的音律最准。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即炎帝从何处来？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以及《牛郎织女隔河望，炎黄恋战七千年》（文史杂志2003年4期）、《河套：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炎帝从山顶洞走出，我们却不认识他》等文章里指出，在我国先夏时期，黄帝部落大体居住在今日秦岭以北、黄河河套以南，炎帝部落则发祥于桑干河流域（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门头沟的东胡林人，都可能属于炎帝部落）。
此后炎帝部落逐渐南迁，曾经有很长时间居住在今日太行山和吕梁山一带（例如女娃部落居住在漳水流域，潞城、高平、长子等地有着丰富的炎帝文化遗存，蚩尤部落居住在汾水下游）。也就是说，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天然地理分界线，乃是河套至潼关的黄河。再以后，炎帝部落不断南迁，在湖北省神农架和湖南省酃县等地，都留下了炎帝及其后裔活动的遗迹（包括实物遗迹和口头文化遗存）。
因此，炎黄二帝的古战场，才会发生在桑干河流域的逐鹿。与此同时，炎黄两大族的战争和通婚（即牛郎织女故事），以及炎帝部落的南迁，也把农业技术推广到黄帝部落和其它部落，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今天，我国北方许多地区，人们仍然在从老鼠洞里找回被老鼠偷走的粮食。失去储存口粮的老鼠，先是发疯般地寻找，并最终会选择一个形状合适的树叉，上吊身亡。但是，老鼠并没有灭绝，它们仍然顽强地“与人共舞”，快乐地生活在农村和大都市里。对于人类来说，也需要重新审视包括老鼠在内的动物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找到一种双赢的生存策略（十二生肖鼠居首，应当还保留着先民对鼠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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