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何老发表了若干与丘成桐先生不同的意见，便立刻招致不少网人的批评，
新语丝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在这个坛子上，网友的措辞似乎不象别处（如万维
网）的那么激烈，原因估计是大家都知道舟子与何老为忘年交。咱老中一般比
较讲究面子，这也算是个“中国特色”吧。那么，这样的“面子”该不该讲呢？
我想是应该的。毕竟，辩论中最重要的不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把不赞同
他人的理由清晰地表达出来。这一点本坛的网友做得很不错。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既然网上有这么多反对何老的声音，我就来为他辩护
两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过我得承认，就社会问题而言我甚至连个民科的
程度都没到，大多数的民科至少还有要搞出个“理论体系”的欲望。所以我的
辩护是散乱的，不严密的，把一时冒出来的想法随手写下来而已，也许不得要
领。

我觉得对何老的批评意见中有些是比较口号式的、上纲上线的，例如指责他站
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说话，维护人治（而不是法制），等等，似乎何老说这
些话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利益。更有甚者，有人（在别处论坛）把何老与
丘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夸张成“中国特色”vs“国际水平”，好象何老从中国
的国情出发讲了几句话，就因沾染了“中国特色”而应该被嘲笑；丘先生因为
是国际数学大师，他对中国学术界的一切看法就必然具有“国际水平”而容不
得商榷或置疑。

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的国情角度来看，何老的意见是中肯的。这里所说的国情
是：政府在制定许多政策或法规的时候，通常把标准定得很高，但同时给具体
执行的人员留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执行者可以严格遵守这些政策法规，也可以
不那么严格遵守。

这种现象并不是到现在才有的。古代的“刑”不可谓不严，但具体施行的时候，
就出现了“刑不上大夫”之类的“灵活性”，施刑与否恐怕要凭执行者当时的
意愿。与此类似，当刁民被扭送到县衙门时，按惯例得吃一顿板子，可扭送来
的如果是个读书人的话，县大人有时会网开一面，把板子给免了。如果你认为
这两个例子说明的不是“灵活性”，而是特权的存在，那么我可以再举个清朝
男子削了辫子的例子。在清末，有些男子（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把辫子剪
了，如果他上街溜达让人看到，则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逮着后恐怕要
被砍头。但如果这位男子到铺子里弄根假辫子盘在头上，人们常常也就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不仔细追究了。一般而言，当某个执行者不那么严格遵守“政策
法规”时，往往不宜特别去较真，过于较真的话会给社会添乱，如使得文字狱
盛行。原因我已经说过：政策法规在制定的当初，标准过高，需要在以后执行
的过程中运用灵活性来得到调剂，使之可行，这种执法时的通融有时能使民众
的日子好过些（如果你犯了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你或许会为执法者
不必严格按照字面上的判决进行执法而感到庆幸）。政策或法规的具体执行者
被赋予灵活性或通融的权力可能是造成中国社会历来出现的“人治”现象的一
个原因。即便在文革这样一个严酷的年代，如果某个专政对象得到周恩来的力
保，他的生路就要大得多。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一再强调凡事不宜“一刀切”，
也是因为考虑到中国有其自身的国情和传统。早几年，国家为外资或合资企业
制定了商业上的优惠政策，就有不少下海的朋友到外海拉个穷亲戚或朋友做大
旗，自己出资（或集资）而以“合资”的名义开办企业，从而“非法”获得政
策上的优惠。有关的管理人员不是不知道这类事情的存在，但他们通常比较通
融，通融的结果是使得市场活跃了起来。这些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情，当你生活
在这里，你是无法超越的，尽管你可以批评它的“落后”。然而，把责任过多
地，甚至单方面地推委到政策或法规的具体执行者身上，因他们在执行过程中
的通融和灵活而上纲上线大肆指责，不仅不合理，也是无济于事的。

罗嗦了一通之后，让我们回到何老的论点：“至于丘和北大之争，我以为涉及
两方面问题。一是这里确有原则之争，那就是北京大学在引进人才时，是否严
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政策。当然这并不排除可以在特殊条件下有一些灵活性。但
如果灵活性‘过大’，那就涉及‘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的问题了。所以
北大引进人才虚假成分如何，占多少百分比，有无 40%，是一个关键问题。这
涉及对北大引进人才工作的定性问题上的判断：这属于个别工作失误，还是属
于原则性错误？”

不难看出何老的这些意见是非常中肯的。谁都知道，如果剥夺了北大（和其他
学校）在引进海外人才时的灵活性或通融的权力，那么区区一个“长江教授”
的头衔及其带来的少得可怜的“优惠”是远远不足以吸引到足够多的一流人才
回国效力的。国家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哪怕他们在国内呆不足九个月。把纳税
人的钱用在他们身上，难道不比把钱浪费在很多其他事情上要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