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4/034310910703.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4/034310910846.shtml
本报讯 (记者 孙海华)

　　一项已被应用于200多项工程，每年可为国家节约建设资金几十亿元的科研成果，在它问世39年后的今天，却仍然未能得到官方的权威认定和推广。39年来，这项成果的发明人焦五一四处奔波、费尽周折，虽然至今无人能指出他的成果存在什么具体错误，但事实是，他力争得到的一场鉴定会，因一些人为因素无疾而终，他的成果，至今还放在家里那已显陈旧






的书柜里。

　　成果鉴定会程序缩水

　　回忆起2000年11月举行的那场鉴定会，焦五一至今欲哭无泪。为争取这次专家鉴定的机会，他跑断了脚、磨破了嘴，整整花费几十年，可整个鉴定过程中，他始终没有机会为自己的成果作出一句阐释。

　　那是一次针对“弦线模量”理论的科研成果鉴定会。与以往鉴定会不同的是，会场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紧张。

　　刚刚坐定，鉴定委员会负责人的开场白就让与会代表多少有些意外：“我看这理论就像在看天书”，“我们就这个水平，话先说在前面：鉴定结果不会太高”……

　　其后，不断有消息从会场传出：应用单位代表发言由原定1小时压缩到9分钟。再后来，现场考察环节撤销。更让人惊诧的是，鉴定委员会竟撤销了专家和成果发明人焦五一面对面的质询和答疑环节。

　　“整个鉴定会，被鉴定方能够参与的3个环节——听取成果汇报、专家质询与答疑、考察有关工程应用情况，不是被‘缩水’，就是被取消。”有参会代表愤然中途离席。

　　另一些代表则议论纷纷：按原计划，应用单位代表会简要介绍50多项工程的应用情况，每人3分钟，加上最后的综合应用报告20分钟，共需约1个小时。可现在，只允许3人发言，总共9分钟，应用报告哪还有时间进行？

　　与此同时，原定当天接受现场考察的西安市自来水公司第一工程公司等几家单位也没有等来鉴定组的专家。对此，他们不无遗憾：原定要对16栋采用了“弦线模量”理论的建筑进行现场考察，这些工程可都是按原有方法不敢做的。此前，已有两位鉴定组专家先期考察并充分肯定了工程价值，但主持鉴定的专家却临时将现场考察撤销！

　　2001年2月，焦五一向科技部递交了全部鉴定资料，陈述了鉴定会涉嫌违规的情况。

　　“弦线模量”力克世界难题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焦五一就创立了计算建筑物地基下沉量的新方法——“弦线模量”理论。

　　1968年3月，西安机瓦厂建成不到3年、55米高的烟囱向西南方向倾斜了93.4厘米，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陕西省建设部门8次召开紧急现场会，邀请专家学者商讨对策，但都苦于无法准确计算烟囱的沉降量而无计可施。

　　这时，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年轻技术员焦五一站了出来，提出“用一种新参数‘弦线模量’来计算烟囱的沉降量，再根据沉降量的大小，在倾斜的反方向加压载荷，便可矫正倾斜的烟囱”。

　　现场一片哗然，老专家们纷纷摇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准确计算出黄土沉降及湿陷量，况且反方向加压载荷在建筑业并无先例。这时，身在现场的陕西省建委主任任钧果断拍板：“既然没有更好的方案，就用焦五一的方案。成功了，推广经验，失败了，我承担全部责任。”

　　利用“弦线模量”理论，焦五一很快计算出烟囱的沉降量，并由此推算出需要150吨的重量可使烟囱恢复垂直。1969年6月11日，当铁块加至151吨时，倾斜的烟囱被完全矫直了。“烟囱能听人指挥了！”这是焦五一和他的“弦线模量”首次“亮相”。

　　我国是世界上黄土分布最广的国家之一，多年来，黄土的沉降及湿陷变形给建筑业带来很大困扰。我国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一直沿用原苏联的建筑规范体系，不仅计算方法繁杂，且实际误差很大。为避免工程事故，设计部门一般都不得不采用加大保险系数的办法，将地基做大做深，造成很大浪费。

　　1967年，在西安仪表厂装配车间的加层设计研究中，焦五一经过大量演算、分析发现，把通常用于钢材的“弹性模量”以分段取值的办法用于土，即可准确计算出黄土的沉降和湿陷量，依据实际情况大幅度减小基础尺寸，既可提高地基的安全性，又可节约大量资金，且计算方法简便，只需用土的孔隙比、含水量和液限3项指标即可——这就是“弦线模量”理论。

　　此后，“弦线模量”理论在工程应用领域得到不断验证，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多年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对“弦线模量”成功应用的实例报道达百余次，并称之为“我国建筑工程设计上的一大突破”；国家科委编撰的《中国技术成果大全》也将其认定为“国际领先”科研成果。

　　我国当代土力学和基础工程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给予这一理论高度评价。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江见鲸说：焦五一提出的新方法，理论正确，方法严谨，数据充分，成果可靠，这在国内是开创性的工作，在国际上也不多见。

　　争取鉴定历经数年坎坷

　　然而，就是这样一项在实践中取得广泛验证，得到不少专家首肯的科研成果，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却始终得不到权威部门的认定，原因是学界对此存有“分歧”。

　　作为一项建筑领域的研究成果，只有进入《规范》，才能得到大面积推广，为国家造福。为此，早在“弦线模量”问世之初，焦五一就抱着一大堆新理论的研究资料，找到主持编撰《规范》的一位负责人，建议用“弦线模量”法取代苏联的旧方法，但却被拒之门外。

　　1978年，陕西省建委组织专家在西安就“弦线模量”召开研讨会。会议由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组主持，但原定三天的会一天半就散了，原因是到会的个别专家认为：“这一方法与传统理论不合”。

　　后来，焦五一针对专家的说法，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辩意见，却再也得不到回音。

　　“如果说当初不被有关人士重视，是因为‘弦线模量’理论本身还不够完善、没有为更多实践所验证，那数十年后，不少专家、学者都已认可它是‘利国利民’的理论，为什么还是不能被应用、推广？”焦五一感到十分困惑。

　　1983年，焦五一又写信给国家建工局负责人，这位负责人作出专门指示，要求给予鉴定。焦五一连夜赶写发明申报书，夜半，他捧着刚刚写完的“黄土地基勘察设计新方法”发明申报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该有个‘说法’了吧？”他想。次日一早，焦五一郑重地把它交给所在单位——西北建筑工程学院。

　　可是，整整两年半，焦急盼望中的焦五一始终未能见到回音。他硬着头皮找到当时学校科研处的领导询问，没想到材料却被这位领导视为“没有任何意思”，放在抽屉里睡了两年半。跨出科研处大门时，焦五一的眼泪泉涌般地流了出来。

　　事后，有媒体调查发现：由于同行业的权威不认可，焦五一所在学校对这一成果也不重视。针对发明申报，院方也曾发出几封信给与此理论相左的专家，其中几位以没有时间看材料而推托，学院以此表示无法申报。

　　原陕西省科协副主席徐任对焦五一的成果非常关注，曾多次协调甚至责令有关部门为他组织鉴定会，也因为专家意见不一致未果。

　　1992年，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上，一直关注此事的全国政协委员范明、庞巨丰和洪涛递交了一份提案，请国家建设部对“弦线模量”理论进行科学认证。

　　这一提案被批转后，国家建设部作为(92)建办案字第1号文件下达给了有关单位，并明确向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发出指示：尽快组织鉴定。焦五一也按照院方“自费鉴定”的要求，动用全家积蓄筹集了10万元鉴定费用。

　　但时间又过了两年，建设部的文件如泥牛入海。据有关方面透露，这是因为鉴定需要花费单位的精力和财力，焦五一已退休多年，他的成果很难列入学校计划。

　　多年来，焦五一在有关专家面前屡吃闭门羹，甚至找上门拜送材料，也会被骂出门外。而他寄给《规范》编撰组负责人的信，也一连6次被退了回来，其上注明“本人拒收”。不仅如此，规范组还要求他所在单位：“讨论规范时，不要派焦五一来，来了也不准再谈‘弦线模量’。”

　　200多次实践的成功检验

　　仅仅是争取一次鉴定的机会，都如此艰难。是“弦线模量”真的经不起检验吗？

　　从1967年“弦线模量”首次应用于西安石油仪表厂一座大楼以来，历经30余年，依据“弦线模量”理论设计、改建的工程已有200多项，工程质量鉴定全部良好，节约资金3000多万元。在一册半寸余厚的《弦线模量应用工程实录》中，从1985年7月30日到2006年7月20日，一批工程单位21年间出具的96份“工程应用情况说明”，及124枚各级单位的印章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可行性。

　　在数十年间，“弦线模量”理论得到了不断的验证和完善。

　　三门峡库区住宅工程令许多设计部门感到棘手。这一工程所处的地质情况很差。有的设计部门认为，根本不能在这里建楼房；有的则认为建也可以，但必须把整个地基用水泥灌浆，还要做个最大号的“筏板”基础。初步估算一下，仅这两项就要花费几十万元。

　　焦五一根据“弦线模量”测量计算后，设计出了无需灌浆、基础改小的新方案。地基完成后，经测定承载量大大超过预定目标，原本盖五层的楼房加到了七层，节约投资20万元。

　　陕西蒲城电厂是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根据数年勘察试验结果，场地被定为自重湿陷性，即在没有建筑物的情况下场地浸水也会使地面下陷。用传统方法计算，下陷量为651毫米，而焦五一采用“弦线模量”方法，算出该地段平均下陷量为67.67毫米。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现场实验的下陷量，最大为65毫米，与焦的计算吻合。

　　“弦线模量”还先后解决了西安石油仪表厂墙体出现裂缝的三层厂房的加层问题；陕西省化肥厂大面积下沉问题；韩城钢铁厂厂房倾斜的问题……

　　2000年，新华社委托相关机构对“弦线模量”进行测评，认为这一理论若得以推广，每年可为我国节约建设资金超过20亿元。近日，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现为长安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多位专家根据工程应用实例推算后认为，如果在黄土地区推广“弦线模量”，每年可为国家建设工程节约50亿元，如推广到软土等其他土质，其价值不可估量。

　　鉴定为何不能通过

　　200多项实践检验为何抵不过一次鉴定会？有人认为，这既有观念原因，也有体制原因。

　　采访中，一些知情人告诉记者，本次鉴定会的特点是，大部分鉴定专家是和焦五一30年来同场竞技的运动员。“让运动员做裁判员，严格按照大纲规定进行鉴定，恐怕很难。”

　　记者联系到《规范》编撰组的一位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要进入规范的理论，必须是经过实践中的勘察、设计、施工等环节检验，由规范组专家集体认定的成熟理论。对于“弦线模量”，他从未接触到，不太了解。而据证实，这位专家正是2000年11月的“弦线模量”成果鉴定会的鉴定委员会成员。

　　此前，这位专家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没有研究过这一方法，但他肯定，“焦五一的东西绝对进不了《规范》。按他的办法，什么措施都不要了，那么简单，我们这么多的大学教授，勘察设计人员都是傻瓜、白吃饭的吗？”

　　“《规范》沿用的是苏联体系，而《规范》编写组的主要成员都是留苏或学习苏联体系的，承认‘弦线模量’就等于否定了他们。”原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位教授说。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弦线模量”虽然易学好用，但“理论推导不成熟”，“难以令人信服”。对此，原西安建筑科大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赵树德等专家认为，土木建筑不能也不可能是单纯意义上的理论问题，世界各国的土力学规范都是半理论半实践的，《规范》中的大量系数也是实验或经验所得。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在理论指导不能尽善尽美的前提下，哪种学说接近实际哪种学说为优。只要弦线模量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应给予充分肯定。

　　据记者了解，在今年召开的省人大会议上，陕西省人大代表赵静波请省政府和相关单位对焦五一的“弦线模量”法进行测算的议案，得到省科技厅、省建设厅的回复，两部门正着手准备对“弦线模量”进行一次技术测算。

　　对于这次测算，包括我国黄土研究先躯林在贯、原国际湿陷性土委员会主席钱鸿缙等在内的20多位知名学者均表示支持，以利于“弦线模量”理论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潜力。

　　焦五一表示：希望测算能更苛刻一些、更公开一些、更透明一些。

　　本报西安9月3日电

“弦线模量”是我的，更是国家的

　　本报记者 孙海华

　　一套略显局促的三居室，书本、资料从桌面堆到地板，四面墙壁被工程单位送来的锦旗覆盖。两鬓斑白的黄土研究专家焦五一，在这间蜗居里继续着他的执着梦想——“弦线模






量”理论。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弦线模量”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焦五一(以下简称焦)：研究本身的困难算不得什么，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为因素的困扰。“弦线模量”问世的30多年里，不幸遭遇了学术界的不正风气：个别权威把持学界，搞小圈子，不肯接受新的学说；有的权威思想保守，片面崇拜高深、复杂的学问，给新成果的推广人为设置了障碍。

　　因为这些因素，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究“弦线模量”法；二是30多年来为这一成果的实践、鉴定和推广，不停地游说、奔波。而这第二件事，花费的精力占了一多半。

　　记：为“弦线模量”理论奔波消耗大半生，您觉得是否值得？

　　焦：将“弦线模量”理论写入《规范》，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能够实现，“弦线模量”就等于拿到了推广的“通行证”，这样我国每年就可以节约几十亿元，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今年74岁了，如果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就没有遗憾了。

　　记：“弦线模量”长期得不到权威认定，您如何找到了在实践中验证它的路子？

　　焦：当初的想法，就是先干起来，能用新方法多设计一个工程，就可以为国家多节约一笔钱。一有时间，我就骑自行车到处转，哪有工程奔哪，找到工程负责人说服人家用我的方法。

　　这中间也碰了不少壁：有人说，浪费怕啥？国家有的是钱给我。再说，万一工程出了问题，还有《规范》顶着呢。但幸运的是，我也遇到有胆识的负责人，愿意试试新方法。我十分感激他们，是他们促使新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和发展。

　　记：您大量的研究都是自费，为“弦线模量”您花了多少钱？家人抱怨过吗？

　　焦：成果得不到认定，学校也就不能支持我的研究。55岁时，学校让我提前退休，那时我还是个讲师，但我想别人搞科研可以晋职加薪，我不存在这问题，退了休反而可以静心搞研究。之后，自费创办了“振华研究所”，说是研究所，办公室就是我的书房，工作人员是我和老伴，为的就是方便自行“推销”这项成果。研究所接工程不讲价钱，干完了给多少是多少，有的不给也行，为的就是能让人家用我的技术。前后收入约有30万元，基本上都用在研究上了。

　　老伴跟着我住了几十年的斗室，睡的还是当年学校处理的一张双层学生用架子床拼成的双人床，存衣服的是30多年前从老家带来的破木箱。可为了提高科研效率，家里的电脑就先后买了3台，对这些，老伴没一句怨言。

　　记：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曾有新加坡商人愿出资支持您，您没有接受，为什么？

　　焦：这项成果是我们国家的，为了国格，我不能接受他的帮助。我的三女儿也从事建筑，孩子曾央求：“爸，人家不承认，干脆我跟你学。你的成果总得有个接班人啊！”我跟孩子讲：“这不是咱家的东西，你爸当初做的实验、用的仪器都是公家的。这成果不是‘祖传秘方’，只有由国家来操作，才更有利于它的推广应用。”

　　记：坚持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有没有家人或朋友劝你放弃？

　　焦：曾有朋友劝我说“你的理论太超前了，你要跟着吃亏一辈子”，但也正是这句话，让我在最困顿的时候坚持了下来，因为这起码证明“弦线模量”理论的价值是得到承认的。

　　记：有许多人感到惊奇，是什么力量支撑您历经坎坷却没有放弃？

　　焦：我也曾想过放弃，但放弃不下，因为放弃了我会更难受。当每一次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证明它能为我国的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时候，我想，如果放弃了，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对科学不负责任。

　　记：您认为现在的科技评价体制存在什么弊端？

　　焦：评价方式、指标过于单一，一些学界权威往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有的专家今年主持科研项目、经费的审批，明年却又成了立项、经费的申请人，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学界十分普遍。

　　另外，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较弱。目前，我国能够转化的科研成果只有20%多一些，甚至还存在大批虚假成果，这些成果价值有限，难以危及一些学界“大拿”的既定地位，更容易鉴定过关，而且多是拔高鉴定，皆大欢喜。反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往往会受到压制。

　　记：经历了这么多，您对那些权威有意见吗？

　　焦：几十年了，我的心态调整得很好。我和他们都是一拨人，年龄上差不了几岁，我现在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实践上，过得很充实，只要有用户的支持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现在最心焦的，是国家吃了大亏，蒙受了损失。

　　记：对于即将进行的测算，您有哪些期望？

　　焦：“弦线模量”30多年得不到权威认定，最后只有请政府主持公开测算，这也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希望有关单位持积极态度，使新方法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弦线模量是我自己的，更是国家的，测算以后我可以无偿交出软件，这正是我研究的目的。另外，测算费用也由我来承担。

　　应逐步淡化组织性评价

　　实习生 叶铁桥

　　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鉴定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备受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于对科技繁荣抱有很大期望的社会，也来自于在利益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而更多的，则是来自科学共同体内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检讨，科技人员焦五一的遭遇就是一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抛开焦五一事件本身不谈，科技成果鉴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这一制度，科研和技术开发计划均由政府下达，经费由政府拨付，研究结果归政府所有，由政府负责推广，所以政府必须管理和参加科技成果的“评审”工作。“没有政府相关机构的认证，即使是一项很好的科技成果，也难以得到相应的授权和推广”。

　　顾海兵认为，在现行的科学评价机制中，即使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均能做到公平公正，但由于学术委员会要评审几乎所有学科的成果，而选自每个学科的委员人数又非常有限，只有少数委员在具体的评审过程中有发言权，这样的评审过程很容易被少数人控制，成为某些人获取不当利益或瓜分学术研究资源的途径。

　　对于绝大多数应用技术成果来说，得到市场承认的项目才是有意义的、高质量的，引入市场竞争才能真正促进这类科技项目研究水平的提高。顾海兵建议，应逐步乃至最终取消科技成果鉴定制度，以更有效的专利版权制度等来取替它。

　　专门研究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的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书华也认为，应逐渐淡化组织性评价，强调引用评价和用户评价。

　　他说，现在科学共同体内对同行评价机制反映强烈，尤其是公正客观问题。这是因为，在评审过程中，评委很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有些评委，在项目未评审之前，就已经预设了目的和立场。而有些评委，也是带着某些单位、某些部门的利益来参与评审的，这样的评审不可能产生公平公正的结果。

　　钟书华认为，即使评委没有预设立场，但在无意识间也有可能受到干扰和影响。比如，将知名教授与刚毕业的博士放到一起评审，知名大学与地方学院放到一起评审，虽非有意，但评委很有可能出现倾向性。

　　“科技成果鉴定并非评价科技项目唯一可行的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人为性和强制性。”钟书华说，一个真正的科技成果，必然会因为被大量引用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一项有前景的技术成就，也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和接纳。来自学界和市场的评价，只会使科技成果更加科学合理，理论价值和市场效益也能得到更充分的评价。

　　检验科技成果标准究竟是什么？

　　本报记者 孙海华

　　一项在实践中得到不断验证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却无法得到权威认定，不禁让人困惑：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200多项工程实例及其取得的明显效果，替“弦线模量”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但是，与之对应，“‘弦线模量’在理论上不够成熟”，是30余年来一些权威专家的一贯看法。

　　对此，有人说：专家的意见和鉴定也要经过实践检验才能验明它的真理性。但现实情况是，一篇论文或一项科研成果倘使得不到专家的承认，即使再有价值，也无济于事。

　　一些学者提出：“弦线模量”得不到公正、公平对待，源自科技界的一种特殊腐败，个别权威或领导的观念有时成了科技创新进程的决定因素。

　　“弦线模量”如果得到应用，就废弃了国内外已沿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规范”。正因为此，“他的理论一旦被用，将有很多东西被废弃”便成为少数权威的心态。放弃传统理论，就意味着否定自身的权威地位。可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正在于此：不断否定旧的，用更为科学的先进的取而代之。

　　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到：“弦线模量”得不到权威认定，看似是成果能否被推广应用的问题，而实际上，它是一个如何对待创新和创新人才，建立创新观念、创新机制的问题。

　　如何对待自主创新？中央政策已经相当清楚，关键在于落实。

　　十几年来，针对“弦线模量”的提案和呼吁始终没有断过，国家及有关部委领导人都作过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组织鉴定，促其推广，奇怪的是，这些批示至今未能落实。

　　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与科技实力密切相关，科技成果的浪费是无法估算的损失。一项科研成果，一旦出来后，全社会便对它负有责任。假如它确是一项有极大利用前景的成果，再搁置下去，其间的损失和浪费又由谁来负责呢？

　　体制不改，悲剧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