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思想的青春期—我这四年
四年前的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是幼稚而单纯的，如果按照施密特的定义，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漫派，也就是那种容易被别人感动，也喜欢从点滴小事情中寻找自我感动线索的人。沉迷于自我感动的证据实在太多，回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比如爱看爱情电影；爱听流行音乐；是某些音乐台DJ的fans；耳机从不离身；看的杂志主要是读者；很少看书，但王小波，余秋雨的东西却必看。现在回忆起来，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的性格无疑是个人主义的，常常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世界之中不能自拨，对于其它事情却缺乏应有的关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01年底一开始接触网络论坛就会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缘故。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往往能够直接契合一个人最为迫切的欲望，这些欲望在这个国家常常是被压抑了许久的，正急于释放。而自由主义的逻辑却恰恰能够证明释放这些欲望的正当性，同时用一些现成的事例又证明了其可行性，可以想象这种思想的冲击力该有多大。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自由主义是彻底颠覆了我的思想，它让我看到了昨日之我是多么的幼稚。以前的我仿佛是生活在阴暗的洞穴中，而自由主义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微光，这火光让我看到了过去之我的可怜，同时又指示了未来道路的方向，这是一条自由之路。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启蒙，启蒙的感觉就是突然让你觉得一种羞耻，想要抛去过去，去走一条全新的道路。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意识到自己的不成熟，并希望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摆脱这种不成熟的状态。
那个时候的王怡可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偶像（按照现在的话说是所谓的意见领袖），我拼命的收集任何能够找到的王怡的文章，无论如何，他犀利的文字实在是颇具诱惑的力量，即使在今天，王怡在关天，宪政论衡的仍然是一呼百应，他也逐渐开始在传统媒体中发挥影响，媒体评出的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中就有他，然而现在看来他只是一位热衷布道的先知而已，其影响是坏的。911之后，自由派的文章、言论在网路上随处可见，我也饥渴的寻找着相关的文字，阅读着余杰，余世存，摩罗，刘晓波，秋风等形形色色的自由派的文章。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也许对于整个七十年代以后的人都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个人物不得不提，一个是林达（即丁林），他写的《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刻化了一个理想化的美国，自由、民主、法制、文明，它让你感觉到：在美国，无论有什么不公正，不平等，只要你努力，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民主抗争就一定能够最后解决。这个国家也许还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它始终是向着最理想的国度而稳步迈进的。这样的美国怎么不会顿时让吴思们所描述的血肉模糊的中国相形见绌呢？一大批的青年在读过这套书之后就陷入了对于美国的崇拜，以及对于宪政法制的崇拜之中，时至今日，在各个版面上还不停的看到一些忽然觉得茅塞顿开的读者来激动的向大家推荐这套书，我毫不怀疑他们是真诚的，他们的确受到了震撼，这种感觉是我在阅读此书时也能同样感受的。就像我现在毫不怀疑林达是片面的，甚至带有难以形容的恶意来写作一样。另一个人是朱学勤，论资历，在国朝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他也是大老级的人物，他的那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无疑是一本经典之作，这本书刻划了一个不一样的卢梭，传统的那个浪漫的、多愁善感、为了人类正义和自由而奋笔疾书的卢梭形象被彻底颠覆了，甚至还带有分撒旦般的恶魔力量，卢梭的理论直接化作法国大革命之中的腥风血雨，朱学勤忍不住引用了那句名言：自由啊，多少恶以你的名义而行！否定法国大革命，否定卢梭式的大众集权民主是朱书的基调，从此“告别革命”之言论盛嚣尘上并和自由派，宪政派的言论合流。同时，自由派们还引入了大量的国外的知识偶像，反专制集权偶像，比如写作《论自由》的穆勒，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反抗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传奇般的反集权主义的捷克作家兼总统哈维尔，这些人的名字总和正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阅读自由派的作品，我开始变得惶惑起来，为什么这些人竟然能够做到心安理得的贬抑中国的一切，从历史传统到风俗习惯，从各种文化典籍到政治制度架构？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竟然那么愚蠢到五千年都生活在黑暗与奴役之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诋毁革命传统以及毛主席的个人形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耻辱，极端的甚至希望美国象解放伊拉克一样解放中国？我渐渐意识到还有一些自己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东西的存在，自由主义的目的是美好的，言辞是优美的，但这种光鲜的表面之下是否隐藏着另外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东西，是否这一切只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我难以容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我更加难以容忍民族的虚无主义者！对于我来说，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就必然会合一些自己更加珍视的东西发生冲突，发生矛盾。这样的念头在2002年也许只是一瞬即逝，到了2003年却越来越清晰的浮现在我的思考之中，在这个时刻，我遭遇了政治哲学。
我遇到的第一个哲人是伯林，他睿智的头脑，渊博的学识让我着迷，我至今依稀记得我一口气读完伯林传后的欣喜，那时我的感觉是伯林这样的智者肯定能够解答我的疑问。的确，作为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的伯林的确有着许多精彩的观点，《两种自由的概念》里面对于自由概念的诠释已经成为经典，而我最为推崇的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观点，即不同的价值之间不可通约，它们之间也没有高下之分。通过阅读伯林，我渐渐意识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有两种，有一种人骨子里面坚持的是价值一元论，只是将自由主义当作通往终极价值的一种手段来利用，我认为穆勒就是这样的人，从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角度为自由主义辩护；还有一种人是真正坚持价值多元论的，他们只是将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政治法律领域的制度建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是仅限于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而不涉及其他领域，不涉及到真正的价值判断，它只是为各种价值的共存提供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它唯一限制的是摧毁它本身，即摧毁这种政法制度的力量，如果这也是一种价值，那么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唯一坚持的价值，即没有一种价值有理由摧毁其他的价值。这不同于打着自由主义旗号却坚持一元论的伪自由主义者。以这种立场来看，并不妨碍伯林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游刃有余，有了自由主义才能更好的坚持和实现民族主义，而自由主义本身并不妨碍民族主义的实现，这种自由民族主义的观点和那些持有普世自由主义并自诩为世界公民的自由主义者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我开始警惕的和一些自由主义者划清界限，2003年的夏天，一帮自由主义者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处于一个思想的怀疑期，我还不能认同他们的理念。
顺着伯林，我看到了刘晓枫的一篇经典长文《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通过这篇文章，我初次了解到了当代西方另一位大哲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刘晓枫侃侃而谈，点出了施特劳斯和伯林之间深刻思想冲突，施特劳斯批判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立场。在伯林看来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应该如何生活，即美好生活的方式，然而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真正问题在于人们遗忘了去追问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而将这个问题搁置造成了历史相对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盛行，而这正是造成种种现代暴政，如纳粹统治，斯大林统治，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也许施特劳斯就差直接点出自由主义就是虚无主义了。施特劳斯的解决方案据说是回到古代，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教诲。如果说伯林生活在现代性的表层之上，对于各种价值之间的争斗洞若观火却又心静如水，那么施特劳斯则是生活在古典的最深处，在一个虚无的时代仍然绝决的去追求永恒不变的价值。在施特劳斯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当代思想家所能做的对于自由主义最为深刻的批判，我开始越来越多的阅读施特劳斯的作品，并跟随施特劳斯走进了更多古典或现代作家的世界之中，比如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柏克，洛克，尼采，施密特，柯耶夫，海德格尔等等，我真正的开始学习政治哲学了。
时至今日，在中国搞政治哲学的青年，如果不知道刘晓枫，甘阳的名字或者不能侃上几句施特劳斯大概是会闹出笑话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于思考哲学－政治问题乃至神学－政治问题。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这一历史时刻起就真正拉开了哲学－政治之间永恒之争的序幕，同时这一历史事件也启示着后来的哲人：要想真正的成熟起来，就必须首先研究人类事务，也就是政治事务，从而政治哲学也就是第一哲学。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深谙哲学－政治之间的张力，而他的书写也正式宣告了政治哲学的开端，同时，这一开端竟然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颠峰。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三部曲，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构成了一部关于政治哲学的百科全书，据说施特劳斯一生就精读理想国不下五十遍，晚年更是精研法律篇，而他的不少弟子，如布鲁姆，亦是理想国研究的专家。施特劳斯深谙柏拉图之道，洞悉了哲学和政治之间最隐秘的关系：即哲学的真理不同于政治的真理，一切政治的基础都在于意见或者习俗。在理想国中有高贵的谎言，在法律篇中有夜间行动委员会，这些都预示着政治的基础在于谎言或者某些不可示人的东西。哲学家追求真理，但必须尊重实际政治运作的隐秘的规则以保护自身，因此施特劳斯居然在提倡言论自由的二十世纪发掘出了隐微写作的艺术，被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彻底的反动！后世的自由主义者好比是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智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见影响群众，以意见代替真理，煽动群众以反对真正探求真理的哲人。而现实政治中的思想往往被这些智者所控制，也许哲学－政治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就是哲人－智者之间的冲突。哲人的真理难以为民众所理解，智者往往利用民众的欲望来反对哲人，现代自由主义的先知们不就是通过煽动民众释放其欲望，追求其权利来获得成功的吗？这和古典政治哲学家主张用理性克制欲望和激情的做法恰恰相反。这些智者、先知们忘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最古老的张力所在，而企图调和两者间的冲突，将他们的种种主义付诸政治实践，从而酿成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种种悲剧。按照尼采的看法，就是奴隶的造反，卑微者反抗高贵者，最后将主人也变为奴隶，将高贵也变为卑微。
引入施特劳斯之后是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浮现，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引发国朝思想界人士的保守主义主张似乎是顺理成张的事情。这一倾向我也很快就注意到了，并积极了解他们的思想行动。康哓光在接连抛出三五年内稳定性分析以及论行政吸纳政治等雄文之后，又发表了中国特殊论，文化民族主义等几篇文章奠定他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对于他的儒化我非常感兴趣，但我个人的能力还无法断定这一方案的可行性，至今仍然不敢说绝对肯定或者否定这一主张，但毫无疑问，这是有意义的想法！保守主义思想领域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蒋庆和陈明，蒋庆的政治儒学让我受益匪浅，近来汪晖的大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于儒学的演变发展有着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尤其着重论述儒学思想之中的政治性元素。陈明十年如一日办着原道，精神可佳，惟愿陈明这样的人再多一点。文化民族主义的理念非常契合我的主张，事实上持文化保守主义理念的学人是越来越多。然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主张的支持者相对却要少一些，我自己却越来越倾向于此，也许这一点应该是我2005年思考的重点所在。
从2003年至今，我就这样一直浸潆于政治哲学之中。柏拉图说辩证法是思想的助产术，那么我说政治哲学是青春期的催化剂，虽然不敢说一个学习政治哲学的青年会马上变得成熟而机智，但是毫无疑问他会很快告别思想的青春期，因为他领略过休昔底德冰冷的政治史，体会过柏拉图的反讽，阅读过马基雅维利式的冷漠，感受过霍布斯式可怕的自然状态，也理解韦伯式的悲观，他会对人类事务的复杂性、残酷性有着更多深刻的思考，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处于沉思的状态。如果说2001年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2002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2003年我偏向于民族主义者，那么2004年我几乎成了保守主义者，2005年会怎样呢？不知道！只知道生活会继续，思考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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