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昌大学校友录上来看，黎是1961年入学的。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那一级要读5年的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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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炳信：你觉得是什么事情刺激你，让你觉得中国人这么愚蠢。我觉得你首先是有个人感受，然后促使你去把它作为学问，不是作为口号，或者说诅咒去看世界，你要把它上升到一个学理的东西来研究，而且讲的也不是某一个人，讲的是一个群体的人，是什么刺激你？

　　黎鸣：你讲得太好了。你一直在说，人不受大刺激，不会产生大学问。我的确受到打击，最大的打击是什么？当然个人的刺激我认为是次要的，但也够得上“颠沛流离”的情况。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被打成反革命。

　　田炳信：你是在大学期间吗？

　　黎鸣：对啊，我对于党委书记，也不是太激烈……

　　田炳信：哪个大学？在北京吗？

　　黎鸣：不在北京，在江西大学。

　　田炳信：大二还是大三？

　　黎鸣：快毕业的那年，我对学校的党委书记提了些意见。结果第二天，学校有八百份大字报说我是反党的大右派。

　　田炳信：抓起来了吗？

　　黎鸣：没有。只是把我禁闭起来。

　　田炳信：你当时学什么专业？

　　黎鸣：理论物理。

　　田炳信：和文科不沾边嘛。

　　黎鸣：但是这种打击其实不到几个月就解放了。因为毛主席在中央发布了《十六条》，《十六条》一下来，我就自由了，基本上跟同学们一样可以在校园活动了，所以我对毛泽东非常崇拜，我认为是毛泽东救了我。那时我真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啊，我是发自内心参加了当时1966年的全国的大串连，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为了叫“毛主席万岁”，我的嗓门都叫哑了，这是第一刺激的地方。

　　第二个刺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在工厂很平静，做过工厂的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一直到1978年研究生重新可以招了，我就考研究生。

　　田炳信：考到哪儿去了呢？

　　黎鸣：考到中国科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就是人造卫星方面的控制。我从理科一下子到了工科。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对社会问题一直关心。经过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对我的灵魂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我从发自内心真诚地对毛泽东的崇拜完全反过来，对毛泽东发生了怀疑，尤其是四人帮对我的刺激很大。我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灾难的同时，也是一场玉石俱焚的大地震，把茅坑里又臭又硬的大石头也给震碎了。过去大家都是跪着的，现在大家都想站起来，这是一场让大家都醒过来的地震。以后我就整整十年在家里思考问题。

　　田炳信：真正成为哲学家了，一个寂寞的思考者。

　　黎鸣：这十年之中，我就写下了诸如此类的一些新的著作。因为我是写危机过来的，一直到今天。八九年写了《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九九年，过了十年，再次撰写了新的文章《中国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