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年代，巴列维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伊朗才与中国建交。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紧张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把大批导弹对准中国的领土，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改善，我国奉行 “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就是要建立起一条东起美国西迄欧洲的反苏统一战线。这样中美关系就从敌对转变为互相倚重。在这“一条线”中，伊朗和土耳其正处于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个思想指导着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中国对伊朗的外交和对伊朗形势的调研和观察。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虽然中伊还为建交，但关系已开始松动。巴列维国王派他的两位姐妹先行来中国“探路”。周总理都亲自出面会见宴请。有一次，在前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阿什拉芙公主时，周总理还亲自在烤鸭店门口迎接。记得1971年中国和伊朗签署建交公报时的时候，我还在外交部在山西离石的干校劳动。1972年9月的一天，干校的军代表通知我说，外交部要求我次日即赶往北京参加接待伊朗王后和首相胡韦达访华。他们到达北京的那天，周总理还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周总理陪同伊朗王后乘坐敞蓬车接受数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除了游览故宫和长城由郭沫若陪同外，周总理在北京几乎全程陪同。这令伊朗王后和首相十分感动。
1975年5月，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孪生姐妹阿什拉芙公主访华，她是周总理1955年万隆会议就结识的老朋友。重病中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
　1978年，伊朗爆发了全国性规模的反巴列维运动。这也使“蜜月”期的中伊关系面临严峻考验。1978年4月，中央决定由粉碎“四人帮”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华国锋同志当年8月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当时我国领导人出访乘坐的专机是波音707客机，飞欧洲途中必须降落加油，由于德黑兰位于航线的中点，又是交通要道，加上伊朗当时在中国外交中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往返都在德黑兰停降，并在回程时作正式的访问。
1978年6月，时任外长的黄华访问伊朗，为华国锋访华进行前期准备。由于当时中国外交全神贯注的是苏联问题，黄华外长在他和伊朗外交大臣哈拉巴里会谈中首先发言讲述苏联在阿富汗、索马里、红海、波斯湾地区以及南下印度洋的扩张的势头。当时我担任的翻译。轮到对方发言的时候，哈拉巴里居然只字不提苏联问题。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伊朗古代有位星象学家，夜间走路时总是抬头望着观察星象，有一天晚上，正当仰天望星走路时，没有想到前面有个坑，一下子就掉进坑里面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讲这个故事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政权已经很危险了。
1978年8月，这个时候伊朗国内的局势已经是严重恶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尤其是华国锋已经快完成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准备返回的时候更是如此，伊朗国内因为动乱，死伤的人数相当的大，巴列维国王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更换首相，内阁进行改组。这时华国锋已经完成了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在铁托的陪同下在布列俄尼岛休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国最高决策当局就犹豫了：还要不要进行访问？代表团联名给我驻伊朗大使焦若愚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和西亚北非司司长周觉已先期到达德黑兰。焦大使会同何英副部长和周觉司长连夜开会，我当时在伊朗使馆调研室工作，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经过反复斟酌，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伊朗是“一条线”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尽管局势动乱，过门不入会影响两国关系。特别是，根据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当时的伊朗国内的局势是得到苏联插手的，巴列维正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处境，因此，从我们整个“联美反苏”的大战略考虑，应该支持巴列维一下，因此使馆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宜改变行程。
这样华国锋就如期进行了对伊朗的国事访问，我作为华国锋的翻译随行。实际上这个时候局势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华国锋抵达之后，由于大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示威的队伍，治安形势非常的不好，专机抵达之后，所有的参观项目取消，仅在机场、宾馆、王宫三点之间活动，汽车不能坐，只能坐直升飞机，由于局势动荡，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去活动准备了六架直升飞机，事先也不指定坐哪一架，随意坐，坐上之后六架飞机飞往不同的方向。
我印象最深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就是华国锋和巴列维之间的一次单独会谈，那次会谈除了我这个翻译之外没有任何人，会谈中巴列维的情绪已经相当低落，他说，伊朗的形势已经非常的困难，他的前途是个“未知数”。我听到这句话感到非常的吃惊：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竟然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这次访问严重影响了伊斯兰革命后的中伊关系。伊朗公众普遍认为中国是巴列维的“朋友”。中国领导人在巴列维行将灭亡时候访问伊朗是为旧政权打气。伊朗伊斯朗革命胜利后，大街上到处写的口号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伊关系相当的冷淡。直到1984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伊朗才冰释前嫌。
此后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走向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