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Nixrreg 于 2006-7-16, 00:46:59:
陈映真：文明与野蛮的辩证
——龙应台女士《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商榷
由于病体，春节期间只与妻幽居家中。和朋友电话拜年问候时，有人问起我是否读了龙应台女士在一月二十四日同时刊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和北美华文报纸的一篇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回答说我长年只读某报，错过了。朋友热心地说他将找到剪报寄来。由于春节休假，收到剪报已是过年之后。拜读之余，龙女士的文章照例文彩光华，但也颇多历久未经商榷的一般论述和刻板的思维，如果有机会引起深一层的讨论，不但应该有益，也不辜负龙女士的文章所形成的广泛的公共领域。
关于中国大陆之经济发展
龙女士批评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造成“贫富不均”，“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史看，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制生产方式移行时，必有一段“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摧毁农村社会共同体，驱逐农民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沦为血汗工厂的产业劳动者，或任农村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残酷盘剥而彻底贫困化，以肥大现代工业资本。尤有甚者，从十八至十九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以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对殖民地的征服与剥夺，来完成这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杀人遍野，十室九空！
从一九九○ 年代初开展的大陆“改革开放”，由于超阶级的国家政权的强大，在一九四九年大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至今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级，土地基本上属于国有，而在中国工业资本形成过程中既存在如“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又在现实上因国家的政策干涉，很大程度上减轻和避免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残酷﹑痛苦的原始积累﹙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殖民地剥夺造成的殖民地贫困化﹑破产和痛苦﹚，而完遂了没有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的积累。
此外，作为一个欠发达的大国，中国的大面积扶贫﹑脱贫计划的成就对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巨大贡献，既使联合国﹑世银等资产阶级机构也不能不刮目相看。十二亿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努力养活了自己，没有使自己成为世界其它民族﹑人民的负担。而谈到中国的大面积和大体积经济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生长点的一部份。她的经济发展，早已发展成世界和平，多极﹑平等﹑互惠发展模式与秩序的推动者，努力团结爱好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小民族与国家，制衡力主自己单极独霸的大国，而卓有成效。
凡此，都只是近十年来世界不分东西﹑不分南北﹑不分左右的关于中国的世界舆论中三复斯言的。龙应台女士不是对此太不熟悉，就是被对中国的憎恶和刻板成见所蒙蔽。
关于民主和自由
龙应台女士照例要谈到大陆的“民主”。但历来“民主”﹑“自由”的论说往往被美丽的辞语抽象化和绝对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约翰．洛克倡言“自由权”﹑“自由同意权”和推翻封建贵族王政的权利。但他以自己的资产阶级地位和观点，同时否定劳动阶级有执政的能力。他公言以暴力对付贫民，以法律拘束贫穷的“流浪者”﹑“乞丐”，强迫穷人在残酷的“习艺所”劳动三年。在洛克看来，有资格参与“社会契约”的“自由人”，只限于贵族，银行家﹑富裕商人﹑士绅和开明地主。
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福泽渝吉,也以美丽的辞藻宣说人的自由与不可侵夺的平等。但这同一个福泽公开说不服教化的殖民地台湾“土著”﹙指的是龙应台意义上的“台湾人民”，而不是原住民﹚，日本又可得而赶尽杀绝之。而也是同一个福泽至今有肖像印在日本纸钞上，表达日本对这个伪善的帝国主义者的崇敬。
如此，抽象﹑绝对的“民主”与“自由”是向来没有的。考虑“民主”与“自由”不能不参照不同历史﹑社会﹑阶级诸因素。在中国大陆，我就遇见过几位对当下大陆社会政治有“异议”的知识分子说，“可是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今天的我。”他说解放之前，他是旧社会中毫无机会上进的阶级。他因此特别同情大陆媒体上报导因家贫无力就学的青年。在大陆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和家族有过“翻身”﹑“解放”的体验。对这些人，“自由”﹑ “民主”就不是绝对化﹑抽象化的乌托邦。
最后我试着把“自由”﹑“民主”和社会经济条件参照起来看一看。据统计，人均国民所得在美金一千元时，社会贫富不均扩大，失业严重，社会动乱因子变大，从而政治上社会压制﹙所谓“不民主”﹚增加。
台湾人均国民所得一千美元左右的时候是在一九七五年﹙略不足一千﹚，一九七六年﹙略超过一千﹚和一九七七﹙明显超过一千﹚。考察这三年的台湾政治“自由”﹑“民主”的具体状态：
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灿因批评国民党政治被捕下狱。十一月台湾资产阶级民主化运动的机关志《台湾政论》被勒令停刊，“割断”“喉咙”。一九七五年陈映真从政治监狱释放，系狱七年。一九七六年六月，因“台独”案杨金海被捕，判处无期徒刑，同案颜明圣判十二年徒刑。十月黄华因台独案判十年徒刑。同月，“台独”派民主杂志《台湾政论》被勒令撤销出版登记而非法化。一九七七年元月，王幸男“台独”案发，判处无期徒刑。十一月，中坜发生“中坜民众抗争事件”后被弥平。三个月后，一九七八年元月，左翼青年的“人民解放战线”案侦破，戴华光判无期徒刑，赖明烈判十五年，刘国基判十二年徒刑。当然，不应该忘记，一九七七年国民党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镇压台湾乡土文学的运动，严重伤害台湾文学表现的自由。
大陆人均国民所得到达一千美元时大约在一九九二年后。一直到今天，相形之下，大陆在这一段时期中的政治性“不民主”的逮捕镇压事件，和人均国民所得也在一千美元上下的台湾相比对，应该使习惯性地经常不假思索就咒骂中国大陆“在追求民主大浪潮中，它﹙中国大陆﹚专制集权”的人，不老是那么自以为义吧。
关于言论新闻的自由
中共“共青团”系统的，据说曾刊戴过龙应台女士的大作《你所不知道的台湾》的刊物《冰点》被当局停刊。龙女士还举出近来因言论相对较为“独立﹑自由”的《南方周末》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饱受言论检查干预的困扰。因偶然的机会，我认得《南方周末》的一位老编辑和一位认真好学的年轻记者，留给我好的印象。只看过《南方周末》一两份，但觉内容自不同于大多数大陆主流媒体的刻板，但经历过台湾的七○年代斗争的偏左的人看来，就觉得经历过一场很大的思想上﹑ 政治上﹑文化上大革命的大陆上相对独立化﹑自由化的报纸，其言论倾向一般不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我总觉得，十七﹑十八世纪当时，西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面对反动的欧洲贵族﹑僧侣﹑王权呼喊自由﹑民主时，有解放的思想，火焰的语言。但历经了艰苦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中国，读《南方周末》的言语，在敬重他们的执着和努力之余，难掩不足之感。
然而我也同时理解到，在一九九○年后，在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后中国大陆上相应地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在政治﹑文化﹑思想感情上的代言人，是理所当然，事有必至的。但是，一九九○年代后中国生产方式巨大的变化，也使更多的现代工资劳动者登上了社会的舞台，却至今看不到工人﹑农民阶级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新京》和《冰点》。而这样的问题，自然不在自由派的龙女士批判的射程之中。据说《冰点》是因为刊登一位“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批评义和团的文章遭到禁刊。如果大陆进步的历史科学家也有自己的《冰点》，大家写文章交锋，就可以把义和团论说清楚，何至于必须禁刊一个杂志，为国内外反共自由派所乘﹖
《冰点》事件涉及几个问题：﹙一﹚言论新闻出版自由问题；﹙二﹚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评价问题。这里，我也说几句看法。
西方“先进﹑民主”国家的议论家，和出身后进﹑“不民主”国家而受到西方宣传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总喜欢说经济落后，政治上不民主，尤其是“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没有“自由”﹑“民主”——自然包括言论和新闻出版的自由民主这些“普世的价值”和“价值认同”，而西欧的﹑经济进步的“民主”国家又如何在政治上﹑新闻和出版上完全自由和进步，而像《冰点》事件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在类如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发生。
但是，美国有一些没钱﹑缺人的民间监督新闻自由不受侵犯的非政府组织，例如“被检查的议题”﹙Project Censored﹚就自己调查和公布美国新闻自由如何遭受危害的报告。据这一组织的报告，威胁美国新闻自由的势力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美国五角大厦和白宫的权力精英，一个是钜大资本的企业精英。报告指出，政治﹑军事和大跨国性资本在“新闻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影响客观公正的报导。他们盲信“亲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永不犯错。主流媒体的只顾念利润最大化的贪欲，使他们手中的媒体成为富有的﹑白种人上层阶级精英寻求不断扩大其在全球的利益﹑权力和影响力的工具﹙M. Parenti﹚。因此，媒体评论家鲍．马切斯尼﹙B. Machesney﹚慨叹：“肥了媒体，瘦了民主”﹙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美国发觉美国国外的新闻不利于其新闻控制，经常发布不利于美国政策和外交利益的消息，乃调集军部﹑ 外交部﹑情报部的高层，组成“国际公共信息”﹙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 IPI﹚小组，调动美国各种资源，影响外国政府﹑组织与个人的感情﹑动机﹑客观判断，并限制外国媒体刊出不利于美国政策和行动的消息﹙1999年7月 28，《华盛顿时报》﹚，造成对媒体的“事实上的检查”﹙de facto censorship﹚，禁止了相关信息自由地传布于美国公众。
批评者指出，美国的媒体已不再是互相公平竞争的产业，而成为一个思想意识形态互相保持一致的白人精英阶级的寡头集体。
此外，众所周知，美国媒体在长期化的以阿战争﹑和海湾战争，侵伊拉克战争，侵科索沃战争中完全自动地交出了自己独立的新闻自由权，成为“美国价值和文化至高无上”﹑宗教﹙白人上层阶级的基督教基本教义﹚偏见，种族歧视的俘掳，接受五角大厦要求不进入战争现场，只接受美国当局在战事结束后大事湮灭伤及平民之现场后的片面采访。美国媒体对于就伊斯兰而言，是比死还要残酷与痛苦的几起冰山一角的虐俘事件——强迫回教战俘进行肛交和口交——的严重人权凌辱，远远没有做穷追猛打的揭发。而最近的一例，是西方媒体蓄意严重亵渎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引起回教世界的震怒，而媒体却一径坚持“新闻自由”，拒绝道歉，十足表现西方媒体对伊斯兰各民族人民的蔑视﹑歧视与仇恨。
美国和西方媒体之商品市场主义，为了巨步扩大订阅率以提高单位版面的广告价格，采取新闻报导娱乐化﹑八卦化的编辑采访方针，这一方面降低﹑缩小真实﹑重要消息见报，一方面使广泛读者在思想感情上白痴化﹑幼儿化，总地损害了读者接受真实信息的利益。而资本“全球化”后钜大资本的合拼﹑重组，使产业﹑金融投机资本与媒体产业资本合而为一，资本的全球利润动机和资本固有的意识形态，对主流大媒体产生严重的扭曲报导和对新闻自由抑压作用，而真实的信息报导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但是人家美国对宪法明文规定的﹙新闻﹚言论自由，绝对保障例如大陆《冰点》的刊物和言论！”
诚然美国不以行政命令关掉一个逆耳的刊物，但它以上述新闻报导的管制﹙例如侵伊拉克战争﹑波斯湾战争中美国媒体自动成为五角大厦的伪造信息传播工具﹑新闻采访和编辑的娱乐化﹑八卦化﹑白痴化﹑资本产业精英和媒体产业精英的寡占合一，以自己的意识形态选择“新闻”进行这种间接的﹑报导不足(under coverage)的﹑“事实上的”﹙de facto﹚新闻检查﹚。由于平素主流媒体不报导资本全球集聚和流动造成对世界贫困国家农民﹑工人﹑环境﹑就业﹑少数民族﹑移住劳工﹑女性各方面的伤害，以致当新闻读者突然读到西雅图爆发来自全球弱小者群集十数万人奋不顾身的抗议斗争时，茫然不知所以。直接﹑硬性查禁《冰点》和间接﹑软性的“事实上的新闻查禁”，又告诉我们绝对的﹑抽象化的“新闻自由”从来就不存在。而美国以间接的“事实上的查禁”所扼杀的新闻，据Project Censored估计，2000年就有这几条新闻：
● 跨国大药厂只为巨大利润研发和生产﹙如“威尔刚”﹑生发剂﹚，却放弃第三世界最需要的热带病﹙如疟疾﹚治疗剂的开发；
● 因捐款来源多，却将基金挪用自肥，对资助癌症研究及医疗拨款不足而富有的“美国癌症协会”；
● 美国军部利用血汗工厂缝制美国军服；
● 土耳其以美国供应的武器屠杀库德族的村庄；
● 美国媒体如何蓄意减少外国媒体披露的不利于美国新闻报导；
● 美国路易西安娜洲南部一个地区，因在石化工厂﹙七座﹚和一百多座污染工业而形成一个下层阶级﹑非白人居民的高癌症罹病地带，形成严重的有毒的种族主义﹙toxic racism﹚地带；
● 美国一次大型核武试爆，造成数千名核曝受害者；
● 美国主流媒体对北朝鲜饥荒表现报导上的疏略与人道上的冷漠。等等，等等。
义和团运动论
“好吧，就算美国和西方也干预新闻自由，也不能据之以正当化《冰点》事件！”
我们说的是没有绝对化﹑抽象化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的内涵离不开历史﹑社会和阶级等条件去界定。对于“富有—白人—精英阶级”而言，美国有宣传对伊拉克侵略之战为为伊拉克打倒独夫，建设民主宪政之战的“自由”——即使始终找不到伊拉克私拥大量强烈杀伤性武器的证据。美国也享有宣传因自己之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日渐破产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的自由；美国也享有随时以反恐之名亵渎别人奉为神圣的宗教，掩盖对穆斯林战俘进行令人发指的虐囚事实的新闻自由。因此，问题在于拥有的新闻自由，是为了谁的新闻自由﹖为了什么议题﹙project﹚的新闻自由﹖属于谁的新闻自由﹖
这三个提问，在这次丹麦报纸亵渎回教教主而引爆的暴动中突显出来。西方—白种人—基督教的媒体，在“新闻言论自由”的大义名份下履行了自己的“新闻自由”，而东方—非白人—回教各民族人民，向丹麦的暴言媒体求一声道歉而不可得，在不甘于只能有被亵渎羞辱的“自由”情况下，群起而以暴抗议。事件似乎还在扩大，值得认真思索“自由”的人们注目和思索。
而正如今日评说两百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如果百年而后，也有穆斯林精英评说今日回教世界以暴动响应丹麦对“真主阿拉”的亵渎而曰：“丹麦事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把回教世界反亵渎暴动者描写成回教英雄，美化他们对非回教白种人的攻击，并将之描绘为穆斯林英雄，对于事变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回教世界带来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后人对丹麦事变的记载教导下一代人的是一﹑穆斯林文化至高无上。二﹑西方外来文明邪恶，侵蚀现有回教文化的圣洁……”，既使百年后的回教知识分子的反应，怕也只会使龙应台女士绉眉头而已。
而事实上，类如袁伟时的义和团论，在“开放改革”后的大陆知识界也绝不陌生。据说北京某网络技术公司董事长向松祚就批评义和团民变是“满清守旧贵族强烈排外”，“连基本国际关系准则都不顾”，“要把洋人全都赶出去……”为导火线的“重大变故”。他也批评义和团有“迷信成份”，“愚昧”，是 “封建落后﹑反动的会道门式的组织形式的运动”。“它的口号和理念与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合”，在科技发达的时代，搞“神鬼附身，龙头大哥，像黑社会一样”。
像向松祚这样的老板和中青年自由知识分子，有翻义和团的案，有质疑鲁迅的地位与成就，却也未见因而封杂志，更没听说抓人坐大牢。
在台湾，像向松祚的“自由派”的义和团论就自然更其多了。一九九六年，当大陆上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而热卖，震动华语世界时，台湾就有人写《无知与孤傲》，痛烈丑诋义和团运动之“无知愚昧﹑野蛮落后”，是“杀人放火的土匪”，疾言批评大陆不“文明”﹙说今日大陆在“知识﹑教育﹑科技与文化水平”上， “离开最先进的水平还很远”﹚，我当时也写了文章反论。而看来，大陆和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义和团论，真是不约而同，却何其相似乃尔！
在检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义和团论之前，回顾一下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背景，即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基督教东来中国的历史，很有参照的意义。
基督新教来华，积极的一面有引进出版﹑印刷﹑报刊的编印发行等方面，也有兴办现代学校和介绍西方医药科学的方面。至于其消极的一面，基督教向东方布教的过程，和帝国主义扩张运动有密切关系。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昭著的史实。教士往往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别动队。他们呼喊：“只有战争能够把中国开放给基督”。在不平等条约的强制下，基督教以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例如治外法权﹚的优势在华布教，良莠不齐的入教华人也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检查权的管辖。一时豪绅游手藉入教横行乡里，引起公忿。教会教民仗势强买恶索，强迫捐献，强占垦地的事件，随着中国国势日颓，而愈演愈烈，致人民衔恨怒目，因此教民教会与社会的矛盾﹑争执和斗争﹑殴斗甚至凶杀事件频仍，史上称为“教案”。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在当时属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发生“曹州教案”，而两名德国藉传教士被中国“暴民”杀害。德国却借机派兵占据胶州湾和青岛。眼看老大中国在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中屈辱丧权，欧洲列强也纷纷向中国要求割占势力范围﹑开放港市和要求﹙铁﹚路权和开矿权。在眼看着民族的命运日益危殆的封建中国的农民心中，日渐积蓄着对于外国侵略者深刻的仇恨，终于成为1900年大规模中国农民反对洋教和一切西方事物的轩然大波。而农民的反西方暴动又给予西方八个列强以联手侵华的借口，烧杀抢掠。据历史记载，天津城内被八国联军屠杀者，尸骸狼藉，饿犬争食，城内房舍十室九空，北京城内也人尸横陈，不可胜计。京华皇城历代历朝积蓄的典章文物﹑国宝珍奇，被枪掠净尽。既使后来担任八国联军统率的德国将领瓦德西，对于西方“文明”的军队对中国人民的无甄别的集体性屠杀，和对历代中国文物瑰宝的恣意抢掠，惊骇不已，在他的日记上有这记载：“所有此次中国所受破坏及抢劫的损失，其详细数字明细也许永远难为人所知，但其为数必定极大无疑……”
那么说起“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给中国带来伤害和耻辱”的，是义和团呢还是欧西日本等八国联军﹖再者，是人家老远组成联军跑到中国大屠杀﹑大劫掠，还是我们贫困农民到西欧日本去“杀人放火”了呢﹖
“义和团愚昧，跟不上西方科技﹑文明现代化的世界，搞封建迷信，搞黑社会组织……”
历史认识和历史教育
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方式的推移自有滞后和先进的阶段，也自有客观的评准。然而“现代化”……即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西方，却习惯于理所当然地以经济先进社会在文化上亦必超前于经济落后的社会。随西方重商主义对外扩张登上北美洲大陆的传教士，看到土著印地安人文化中崇尚和平，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行旅之人的慷慨与协助等西方丧失的美德，惊为“上帝最初造人的形象”。然而这些印地安土著却被终竟残暴贪欲的白人船队施加种族灭绝性的屠杀。
印地安人与西方的遇合，是部族共同体社会与商业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的社会的遇合。中国人与西方的遇合，是创造过璀璨的封建文化的封建社会，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西方独占资本主义社会的遇合，其间的文野高低，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落差，而不是种族优劣﹑文野，贤愚的落差。
而当生产方式“先进”的社会压迫和掠夺生产方式滞后的社会，印地安人和中国人只能以刀箭和枪矛抵抗白人的现代化鎗炮，在精神上印地安人只能求助于深信不疑的传统 “祖灵”“巫术”和各种萨满教的神灵巫师和仪式，而中国农民只能寄托于民间符咒，相信能刀枪不入，魂鬼附身的方术。义和团运动被“现代文明”和“理性”的 “八国联军”残酷镇压后十五年的一九一五年，台湾农民的噍吧年抗日起义，就宣传“玉皇大帝九天玄女”可以“隐身”﹑“避子弹”﹑“避刀枪的符法”以抗击据台日军。而今日的“台湾人民”能不能据而嘲笑其“愚昧”﹑“反理性”﹑噍吧年的农民起义“藏有仇视东洋人的情绪”﹖问题是明白的：在帝国主义无情侵侮的时代，当封建王朝无计可施，当台湾已成弃地，不甘屈膝的中国农民起而抗击外侮的思想和行动只能是自由派百般嘲笑的形式：落后的武器﹑封建迷信和一颗不屈的民族骄傲。而历史上一切被征服民族抵抗强权时，不依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仇”恨“外”侮的思想与行动，难道依靠民族自蔑主义和投降媚外主义﹖一八九五年吴汤兴招募义军抗日告示中，有“……天朝赤子，须知义之所在，誓不向夷”；胡阿锦起义告示以“倭奴”称日本占领者。柯铁虎征倭檄文中以“倭”﹑“贼”称据台日军……难道只能换来后人鄙夷其主张“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主张侵略者“邪恶”，在反对日帝占领台湾的斗争中“暗藏仇外情绪”的评价﹖
文明和野蛮的辩证法
自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无情蹧践和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萨依德意义上的“东方”，非西方﹑非白人﹑非基督教各民族人民就受到“西方文明开化”﹑“东方野蛮落后”这样一种思想和信念的统治，不可自拔，难于翻身。龙应台女士的文章最后点睛之笔，是在说中共因不许新闻“媒体独立”﹑“不尊重知识分子”﹑以“不文明”的态度和手段对待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所以是个“不文明”的﹑“野蛮”的国家。
我绝不赞成“中华文化至高无上”论，我也没有听说当下的大陆领导人这样说过，反倒听过自周恩来以来他们主张不同文化﹑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互相接纳﹑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反对把自己的制度﹑文化和思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话。中国在文化上﹑学术上当然应该更加努力，对世界做贡献，但如果说今日中国就“野蛮”了，只有石原慎太郎之流的人说得出口。
现在引述陈毓钧教授引用尼克森在其所着《超越和平》中忠告美国人的话，说明一些事实。尼克森指出美国文化中存在着“高犯罪率﹑暴力文化﹑种族主义﹑枪枝泛滥 ﹑色情文化﹑毒品泛滥﹑家庭崩解﹑人心腐化”。这不是西方文明“邪恶”论是什么﹖尼克森接着说，这样的美国怎么有资格向别的国家指指点点﹖“而今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言说显得轻率无知，十年后中国将使其显得荒谬可笑……”。
诚然，中国的文化还要提高。但是近十年来中国文化文明的遗迹和既有成就受到联合国评比为人类共有的光荣者不知有多少件。是的，中国在教育﹑科技发展上还有待更上层楼。但今天中国每年教育出五﹑六十万个工程师的事实，使美国大惊失色。是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复杂的问题，但今天，最鄙夷中国的人都不能否认，没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没有世界经济的持续性增长。
就因为中国共青团的机关报自己查禁了属于自己的《冰点》；就因为从来不曾存在的绝对化﹑抽象化的“新闻自由”；就仅仅因为共青团不赞成丑化义和团运动的买办史观，龙应台女士就要咒骂今日中国的“野蛮”，就要以有别于中国人的“台湾人民”的地位，威胁要以她的“价值认同“离弃” “抵抗”自己的中国认同！
然而寻求外力干预下分断祖国的统一，不是在市场上论斤计两的生意，锱铢必较，更不是大教授挑选哪个大学提供的条件去决定到哪个大学任教。分裂民族的统一，至少对我而言，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坚持其出生的尊严﹑知识的尊严和人格的尊严的原点，不能议价，不可买卖﹑ 不许交换的。
而不必再等十年，龙应台女士的这一番言说，在当下就已显得“轻率与无知”了。
二○○六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