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LS30 于 2006-6-25, 20:40:20:
以暴力方式改朝换代，获得政权，所谓的革命一说，在中国是源远流长，远的如‘汤武革命’，被称为’顺乎天而应乎人’，近的如’辛亥革命‘。革命的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最两难的问题之一：否认汤武革命，等于否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因为每一王朝均系推翻上一王朝即“革命”而建立；肯定汤武革命，又等于承认现在及将来的人们有推翻本朝的权利。所以，董仲舒只会说：“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在道伐无道，此天理也。”而不敢说“汉若无道，后人亦伐之。”尽管这是一个很显然的结论。
有革命就有复辟，辟者，大位也，古代中国周武王灭商后病逝，商王后裔武庚叛乱，图谋复国即是一例。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则有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和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这里，不仅有旧势力的复归，也有旧制度的恢复。
按梁任公的说法，‘暴力夺权是小革命，政治改革是中革命，社会变化是大革命’。以此观之，所谓改朝换代的革命，政权的变动，很多都属统治集团内部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有句名言就是’此朕家事‘，或者民间曰’城头变换大王旗‘，可以无涉广大民众和社会，其革命与复辟自是常态。而政治改革(中革命)一般由上层发起，不牵涉政权变动，其失败或复辟也是常事，如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不过，因与民众与社会相关很大，顺应社会发展的制度上的变革其复辟相对比较困难。比如商鞅的变法，废除封建贵族的特权，使秦国走向强大而最终一统六国。尽管商鞅本人被旧势力复辟后处死，但政治改革导致的社会变化却已相对难以逆转。同样，在雅典有梭伦的改革，使雅典走向城邦民主制度，造就一个永远为后人所怀念的辉煌时代。类似的在公元前326年，罗马在经过平民与贵族间上百年的斗争后通过了波提利阿法案，这一政治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而使罗马公民的自由得到法律的保障，罗马公民权成了自由的代名词，而这也是罗马走向强大帝国的制度保证。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获得政权后引起的社会变化足可称为大革命，而提到大革命，不能不说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是第一次‘哲学的革命’，是第一次由理论家、哲学家、‘纯粹的形而上学家’造就的革命’。民众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争取个人自由和平等，废除法国封建君主和贵族的特权，斗争中社会动荡不休，经历了无数的腥风血雨，而旧势力顽固抵抗和复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因为不存在类似英法两国的贵族的特权势力，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比较顺利，只是中国历来没有民主共和的传统，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使建国的过程无比艰难，以至孙中山去世时留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事实上辛亥革命的结果，只在未庄的人中引起小小的一阵骚动，然后，‘老爷还是老爷’。而这其实也是英国能够有光荣革命的原因，因为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某种一致性，地主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按马克思的说法，地主和资本家都是剥削者，其革命就是统治者(剥削者)之间决定采取何种方式统治或剥削而已。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伟大社会，然而，70多年后，发生了革命后的复辟，又回复到十月革命前的状态，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历史上也有个别的革命是单向不可逆的，表现出某种必然性，比如内战后的美国废除奴隶制度，于是南方邦联奴隶主们的好时光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俗话说，‘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方式需要自由的劳动力，与奴隶制度格格不入，在这样的情况里，一小撮旧奴隶主没有了奴隶作后盾，复辟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由此看来，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复辟表明其与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某种共同的性质，而这是复辟得以可能的前提。在我看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在雇佣劳动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封建社会是地主以土地来雇佣佃农，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来雇佣工人，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则消灭了地主与资本家(老爷是作不成了)，代之以国家雇佣工人的劳动制度，然而，这些都不是建立在自由劳动者基础上的社会: 雇佣制度就意味存在着剥削。
所以，地主以地租剥削佃农，资本家获得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国家获得全体工人的剩余价值，作为国家的现实的管理者，即各级官僚掌握着这部分财富的支配权。因此，苏联式的国家官僚与工人之间潜藏着某种利益上的对立。毛泽东意识到了苏联制度的巨大缺陷，也就是官僚与人民之间的脱节，并认为当时的苏联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成了修正主义，最终必然是要与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合流。作为一个有深刻洞察力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意识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看到了他领导的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而成功的中国革命有被复辟的危险。然而，苏联的制度是建立在国家雇佣工人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于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始终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意识到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超英赶美可能要50年，100年或更长的时间，为了避免在这期间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复辟，发动群众对官僚进行打击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唯一的选择，并且要七八年来一次，以保证各级官僚们走在正确的路线上，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正如毛泽东多年前所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正如哈耶克对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批评，国家雇佣制度抑制个人及组织的创造性，与市场经济相比，经济因而僵化缺乏生机，难以长久维持，苏联的制度不可避免地最终崩溃了，回复到十月革命前的状态。历史在这里似乎划了一个圆圈，也不幸地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不过，在这期间，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已先期进行了经济改革，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复辟明显的已经是不可能，然而，这条由邓小平所开创的道路会把中国通向何方，是(政治上)复辟到1949年革命前的中国还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却仍然是未定之天。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一个建立在否定(土地/资本/国家)雇佣劳动制度基础上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的为毛泽东也是邓小平所毕生奋斗的以消灭剥削为目标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如奴隶制度的消灭一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就不再成为可能。
阶级斗争、革命与复辟--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2003.11.18